[转贴][长篇连载]明札记

飞扬在天

严嵩不是他的仇人，他却依然不忿，为夏言不忿、为朝局不忿、为死在蒙古马刀下的万民不忿，为天下不忿！



    以天下为己任者，是然。



    他并非不知道这样做的下场，沈链的遭遇就在眼前，并非没有人劝过他，深通王学，熟悉斗争之道的唐顺之及时看出了苗头，作为杨继盛的朋友，他曾写信劝告：



    “愿益留意，不朽之业，终当在执事而为。”



    作为王学左派的嫡传弟子（聂豹、徐阶属右派），唐顺之十分清楚当时的政治环境，所以他苦口婆心相劝，希望杨继盛不要出头，以避祸患。



    杨继盛看了信，却只是笑而不答，



    他的人生只剩下了一件事情。



    在上书弹劾之前，杨继盛斋戒了三天。



    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自由时光，四十二岁的杨继盛回顾了他的过去，从童年的贫寒，到青年的求索，熬过了继母的虐待，熬过了仇鸾的陷害，现在的他，是兵部武选司员外郎，前景光辉，仕途远大。



    然而现在他准备放弃所有一切，去完成那件必死无疑的大业。



    因为放牛的杨继盛、历经磨难的杨继盛、看尽官场黑暗的杨继盛，依然是同一个杨继盛。



     在黑暗中的杨继盛，是一个纯洁的人。而面对这片窒息的黑暗，他无力反抗，只能发出那最后的呐喊。



    杨继盛虽然不聪明，却也不笨，他十分明白，唐顺之的话是对的。



    死劾确实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法，但他没有更好的方法。他没有钱财，没有权势，没有庶吉士的背景和入阁的希望，更没有张居正和徐阶的智慧。归根结底，他只是个出身农家、天赋平凡的普通人。



    他唯一拥有的，只是他的性命。



    而弹劾后的流程他也很清楚，严嵩的诬告、锦衣卫的拷打、诏狱的长期关押，如果运气好，可能还有行刑人的大刀。在这样恐怖的环境下，

根本不用指望什么九死一生，只有十死无生。



    然而他依然决定这样做。



     明知不能成功，明知必死无疑，依然慷慨而行。一般说来这种行为有着很多称呼，比如愚蠢、不自量力、飞蛾扑火等等，而在西方人的眼中，这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违反逻辑的行为。



    而在中国古老的哲学中，这种行为有着一个恰如其当的名称：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我深信，这正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魂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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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往直前



   杨继盛已经了无牵挂。



   他拿起了笔，在铺开的纸张上写下了悲愤的心声：



   臣孤直罪臣杨继盛，请以嵩十大罪为陛下陈之！



   当杨继盛将这封千古名疏封存妥当，递送内阁转交西苑之时，他已经完成了一个伟大的转变，昔日那个放牛的贫农子弟，历经几十年的风雨，终将成为一位不朽的英雄。



   就在嘉靖收到这封上疏后不久，消息灵通的严嵩便从皇帝的侍从那里得知了奏疏的内容。



    面对这个从五品小官义正言辞的控诉，严嵩害怕了，他虽然是内阁首辅，虽然是皇帝的宠臣，却依然害怕这个来自最底层的无畏的声音。

而且根据多年的从政经验，他迅速作出了判断——这人是来玩命的。



    但就在他惊惶不定的时候，独眼龙军师严世蕃又出场了，听完那慌不择言的讲述后，他却只是镇定地说了一句话：



   “奏疏在哪里，拿给我看。”



    仔细阅览之后，严世蕃露出了笑容，他告诉自己那慌张的父亲，不用害怕，其实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几乎就在严嵩知晓奏疏内容的同时，徐阶也知道了，这也是没办法，十六世纪是信息的时代，想在保住脑袋，混碗饭吃，就得时刻掌握朝廷的最新动态。



    徐阶惊叹于杨继盛的勇气，他万没想到，当年那个沉默的学生竟然有如此的血性，如此的勇敢，孤军突起，去挑战那个他绝对无法战胜的对手。



    他敬佩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做了连他都不敢去做的事情。



    但很快，他就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危险已向自己逼近。



    因为杨继盛是他的学生，而在那年头，师生关系就是政治关系，杨继盛上书，他虽然并不知情，却也绝对脱离不了关系。而目前政局敌强我弱，还远不到摊牌的时候，如此时与严党开战，必定功亏一篑。



    徐阶坐卧不安，直到他拿到奏疏全文，这才松了一口气。



    因为在这封奏疏的末尾，杨继盛还加上了这样一句话——“大学士徐阶蒙陛下特擢，乃亦每事依违，不敢持正，不可不谓之负国也”。



    真糊涂也好，假聪明也罢，这句关键的话最终挽救了徐阶，保存了他的实力。



    政坛的地震看似已经不可避免，严嵩惊慌失措，徐阶忐忑不安，而杨继盛却只是镇定自若，静候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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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出人意料的是，在这件事情中，最为恐慌的并不是以上三位，而是另一个似乎毫不相关的人——高拱。



    无论是严嵩还是徐阶，高拱都是以礼相待，所以这件事对高拱并没有太大的影响，然而就在他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打开奏疏的抄本，看到那句要人命的话时，顿如五雷轰顶，马上抄起文书去找徐阶。



    他所看到的那句话，正是严世蕃所注意的那一句。



    看着面无人色，气喘吁吁的高拱，徐阶十分纳闷，然而当他顺着高拱的指向，仔细研读那句话时，立刻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这句让严世蕃笑颜逐开，让高拱吓破胆的话是这样写的——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



    徐阶的脸白了，他很清楚，这是一句授人以柄的话，很容易被理解为裕王指使杨继盛，借攻击严嵩之名逼宫犯上，若被严党利用，后果不堪设想。



    高拱之所以跑来找徐阶，原因在于他认为杨继盛是徐阶的学生，上书必定是徐阶指使，准备借此和严党决战。



    而徐阶敢于摊牌，必然有着全盘计划，但无论你徐兄有何打算，也得给兄弟划个道出来，让我早有准备，免得无故遭殃。



    然而徐阶诚恳地告诉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件事，也没有后着。



    这下子高拱傻眼了，一直以来，裕王和严党的关系并不好，而皇帝宁可信任他身边的道士，也不愿相信自己的儿子，以严世蕃的智商，绝不会放过这个一网打尽的机会。



    看着团团乱转的高拱，徐阶也是焦急万分，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还算是某种程度上的盟友，裕王如果倒了，对他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但事已至此，又能如何？



    千钧一发，面对几近绝望的高拱，徐阶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最后的办法：



   “事已至此，只能去找那个人了，听天由命吧。”



    徐阶和高拱到底是政治老手，此时的严世蕃确实正打着裕王的主意，准备一箭双雕，借刀杀人。在他的指点下，严嵩把祸水引向了二王。



     这个话题彻底触痛了嘉靖的神经，他立刻派人前去诏狱质问杨继盛（此时已经下狱）：与二王有何种关系，为何要引出二王？



    杨继盛虽然耿直，却并不笨，他意识到了问题中隐含的巨大风险，大声答道：



    “除了二王，朝中还有人不怕严嵩吗？！”



    听到答案的嘉靖这才松了口气，但危机还远未结束，因为严世蕃先生从来就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也从未期盼杨继盛会头脑发热，主动配合。事实上，他的计划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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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世蕃深知,虽然朝中严党势力庞大,但要想除掉杨继盛，拉裕王下水，必须借助另一个人的力量，而对于那个人，他是有把握的。



    算盘打得确实不错，可惜他的对手是徐阶。



    据说在象棋中，能看到后两步的就是高手，看到后三手以上的就是大师水平，而在政治这种特殊的游戏中，徐阶是当之无愧的特级大师。他不但算出了严世蕃的企图，还算准了他的预定目标。



    于是在严世蕃动手之前，他抢先一步，找到了那个关键的人——陆炳。



    杨继盛和裕王的命运，就握在陆炳的手中。因为这位仁兄不但是特务头子，还是詔狱的监狱长，在监狱里做点手脚，搞份假口供，然后派出个把锦衣卫，深更半夜栽赃一下裕王，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陆炳是严党的同盟，无论如何，他没有拒绝严世蕃的理由，然而徐阶依然登门拜访了，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



    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判断——陆炳还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更重要的是，他已没有别的方法。



    面对陆炳这样的老江湖，讲客套或是谈交情，无异于是自取其辱，徐阶开门见山：



    “此事不宜牵涉过广，望三思而行。”



    陆炳看着徐阶，沉默不语。



    他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他不愿表态，也不能表态。



    反正已经说了，徐阶又提出了另一个要求：



    “那个人还望老兄多加保全。”



    听到这句话，陆炳终于开口了：



    “此人之事上通天子，非我所能为。”



    意思是，这件事情已经通天，我是罩不住的。



    这是句实话，徐阶也只能叹气了：



    “唯望老兄多加留意。”



    陆炳点了点头，这个要求并不过分。



    徐阶走了，严世蕃来了。



    当然，他的来意和徐阶完全相反——把杨继盛整死，顺带梢上裕王。



    陆炳热情地接待了他，还不断点头表示同意。



    严世蕃满意地走了，然而事情的发展并非如他所料。



    此后严嵩父子天天在家里等待着好消息的到来，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陆炳那边却毫无动静。



    严世蕃没有再去找过陆炳，作为官场老手，他很清楚对方的这种态度所代表的意义——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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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链离去时的背影，是陆炳永远无法忘怀的，所以在关键的时刻，他作出了这个关键的抉择。



    他虽然没有挺身而出的勇气，却依然坚守着仅存的良知。



    外面大风大浪，斗得你死我活，而事件的中心人物杨继盛却是异常的平静，他镇定地呆在牢房中，等待着即将来临的暴风骤雨。



    在陆炳的授意下，诏狱的看守并没有难为杨继盛，但严嵩的能量却并不是陆炳可以左右的，很快，杨继盛就为他的勇敢付出了代价。



    他被拖出了牢房，接受了廷杖一百的处罚。



    廷杖是用大棍子打屁股，一般说来，如果是所谓“用心打”，六十廷杖就足以将人活活打死，即使不死也脱层皮，极为痛苦。



    一位同僚实在看不下去了，他托人送给杨继盛一副蛇胆，告诉他：用此物可以止痛。



    然而杨继盛再次表现了他的无畏与勇气：

   

   “我杨椒山（杨继盛号椒山）自己有胆，用不着这个！”



    有种，实在太有种了。



    杨继盛没钱买通行刑人，又得罪了财雄势大的严嵩，一般说来是必死无疑了。



    可让人惊叹的是，杨继盛挨了一百杖，虽说皮开肉绽，伤筋动骨，竟然还是保住了一条命。除了他身体好外，估计也有某些场外因素——行刑者是锦衣卫。



    不过一百杖还是结结实实的一百杖，不是打在棉花上的，杨继盛依然只剩下了半条命，等待着他的不是救护车或高干病房，只有潮湿而散发着恶臭的诏狱。



    然而正是在这个恐怖阴森的地方，杨继盛干出了一件耸人听闻、挑战人类极限的事情。



    虽说是硬汉，毕竟不是铁人，廷杖打折了他的腿骨，腿肉被打掉，一片血肉模糊，已经昏迷的杨继盛被拖回了牢房，没有人给他包扎，在蝇虫滋生，肮脏阴冷的空气中，他的伤口开始恶化感染。



    在那个深夜，杨继盛被腿上的剧痛唤醒，借着微光，他看见了自己的残腿和碎肉，却并没有大声呻吟叫喊，只是叫来了一个看守：

  

    “这里太暗，请帮我点一盏灯借光。”



    这是一个并不过分的要求，看守答应了，他点亮一盏灯，靠近了杨继盛的牢房。



    就在光亮洒入黑暗角落的那一刻，这位看守看见了一幕让他魂飞魄散、永生难忘的可怕景象：



    杨继盛十分安静地坐在那里，他低着头，手中拿着一片破碎碗片，聚精会神地刮着腿上的肉，那里已经感染腐烂了。



    他没有麻药，也不用铁环，更没有塞嘴的白毛巾，只是带着一副平静的表情，不停地刮着腐肉，碗片并不锋利，腐肉也不易割断，这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疼痛，然而杨继盛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在这个深夜，那枯燥的摩擦声始终回映着在阴森的监房里，在寂静中诉说着这无以伦比的勇敢与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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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昏暗的灯光下，杨继盛独立完成着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以肯定）的手术，当年关老爷刮骨疗毒（真假还不一定），也还有个医生（特级医师华佗），用的是专用手术刀，旁边一大群人围着，陪他下棋解闷。



    相比而言，杨继盛先生的手术是自助式的，没有手术灯，没有宽敞的营房，陪伴他的只有苍蝇蚊子，他没有消毒的手术刀，只有往日吃饭用的碎碗片。



    杨继盛继续着他的工作，腐肉已经刮得差不多了，骨头露了出来，他开始截去附在骨头上面的筋膜。



    掌灯的看守快要崩溃了，看着这恐怖的一幕，他想逃走，双腿却被牢牢地钉在原地，动弹不得。



    他曾见过无数个被拷打得惨不忍睹的犯人，听到过无数次凄惨而恐怖的哀嚎，但在这个平静的夜里，他提着油灯，面对这个镇定的人，才真正感受到了深入骨髓的恐惧和震撼。



    于是他开始颤抖，光影随着他的手不断地摇动着。



    一个沉闷的声音终于打破了这片死一般的寂静：



    “不要动，我看不清了。”



    二十年前，曾有一部极为轰动的电影《第一滴血》，后来还拍了续集，里面的兰博兄极为彪悍，曾把火药洒在伤口上，给自己消毒，国人为之侧目，皆视其为硬汉偶像。



    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在四百多年前，有一个叫杨继盛的人曾经比兰博还要兰博，而他们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兰博是假的，杨继盛是真的。



    杨继盛就这样活了下来，就这样名震天下，就这样永垂青史，因为他的坚忍、顽强、以及正直。



    严嵩明白，陆炳是指望不上了，但刻骨的仇恨与畏惧是不会消弭的，杨继盛非杀不可！



    此时案件已经转到了刑部，侍郎王学益是严党成员，严嵩指使他从速解决杨继盛，因为骂人是没法杀头的，严大人送佛送上天，指定了罪名：诈传亲王令旨。



    可是副部长报上去，部长何鳌却不批，郎中史朝宾还明确表示，绝不执行。



    严嵩发怒了，他撤了史朝宾的官，并托人告诉何鳌，再不听话，你就跟史郎中一起走。



    何鳌妥协了，刑部就此递交了处理意见——依律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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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严嵩万万没有想到，他费尽心机的这份文书竟然还是无法执行，而他也无可奈何——皇帝不批。



    嘉靖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锋锐少年了，他已经做了三十年皇帝，经历了无数风波，斗倒了无数权臣，该吃的吃了，该玩的玩了，该整的也整了，剩下的唯一愿望就是多活几年。



    所以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修道事业中去，把国事交给手下的大臣。而这位聪明的皇帝之所以敢于放权，是因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所有的大臣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没有人是他的对手，没有人能猜透他的心思。



    一般说来，老板越聪明，员工也就越难受，嘉靖老板是不好伺候的，他不但天资聪慧，而且善于耍诈，你说东，他就偏往西，你让他吃饭，他偏要睡觉，总之是让你摸不着他的谱。



    然而情况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日积月累的折腾中，大明公司的几位顶尖员工终于超越了老板的水平，成为了真正的领导者。



    在这些足以掌控老板的超级员工名单中，有着严嵩和严世蕃的名字，当然，还有徐阶。在此之后不久，两个更为厉害的人也将被列入这个名单，而他们所掌控的，将是天下。



    耍猴的时代即将结束，被猴耍的时代即将开始。



    但至少在杨继盛的问题上，嘉靖暂时还没有被耍弄，他十分清楚此案奥秘，毕竟杨继盛的目标只是严嵩，严嵩想借刀杀人，他却不想被人当枪使。



    杨继盛的案子就这么拖了三年，悬而不决，直到三年后的那起群众事件。



    嘉靖三十四年（1555），杨继盛仍在狱中顽强地坚持着，外面的同僚同事们却忍耐不住了，人关了这么久，吃了这么多苦，连个说法都没有，你当言官们是饭桶不成？



    于是一时之间群臣上书，要求释放杨继盛，声势浩大，甚嚣尘上。



    严嵩沉不住气了，此时，严党的中坚人物，著名贪官鄢懋卿向他进言：

   养虎为患。



    严嵩点了点头。



    恰在此时，严嵩看到了他的干儿子，严党的另一干将赵文华送来的一份论罪奏疏，在这份奏疏上，写着两个人的名字。



    严嵩思索片刻，拿起了笔，在这两个名字的后面，又加上了三个字：杨继盛。



    因为他十分清楚，名列这份奏疏上的人，必死无疑。而皇帝在盛怒之下，是不会注意到这个小小的笔误的。



    严嵩充分地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历时三年，用尽手段，他终于把自己的死敌杨继盛送上了黄泉之路。



    然而他万万不会想到，在他写下杨继盛名字的那一刻，他已犯下了一个最为致命的错误，覆亡之门就此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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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隐忍的日子里，徐阶时刻注意着严嵩的言行，而他迟迟不动手，是因为他一直未能发现严嵩的破绽。



    纵横官场四十余年的严嵩是真正的精英，他虽然贪污受贿，虽然结党营私，却无人能抓住他的把柄，因为他知道哪些钱可以拿，哪些不能拿，哪些人要打，哪些人要拉。



    所以这么多年来，他只受到过一次真正的威胁，然而那位慈悲为怀的夏言先生放过了他，此后他变得更加谨慎小心，狡诈无情。



    然而他终于大意了，杨继盛的死劾激起了他的愤怒，混淆了他的思维判断，于是他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杀死杨继盛。



    杨继盛就是奔着死来的。



    他不受严嵩的收买，不听朋友的劝告，明知毫无胜利的希望，却依然押上自己的一切，以死罪弹劾严嵩，因为他的目的很明确：



   只求一死!



    用死来表达他的愤怒，用死来唤醒胆怯的人们，如同春秋时的铸剑师那样，杨继盛用他的生命铸就了那柄斩杀奸邪的利剑。



    事实证明，杨继盛的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圈套，而严嵩义无反顾地跳了进去。



    嘉靖三十四年（1555）九月，正如严嵩所预料的那样，愤怒的嘉靖批示了这封奏疏: 秋后处决。



    消息传出之后，一个女人在自己简陋的房中，完成了另一封奏疏。



    这个女人是杨继盛的妻子，伟人的老婆自然也不是常人，在上书里，这个弱女子提出了一个公平的交换条件——倘以罪重，必不可赦，愿即斩臣妾首，以代夫诛。



    一命换一命，很公平。



    严嵩看到了这封奏疏，然后扔进了文书堆里。



    杨继盛的妻子文化不高，这封文书是她口述，由王世贞代写的，在临刑前，他再次来到狱中，去向他的同年兼好友告别。



    王世贞是个讲义气的人，之前他曾多次探监，给杨继盛送来汤药，帮助他熬了下来。



    可是事已至此，回天乏术，于是在诏狱中，王世贞和他的朋友见了最后一面。



    眼前的杨继盛已经不成人形了，他没有父母的疼爱，众人的追捧，他很平凡，即使在那支光荣的进士队伍中,他也只是一个为人忽视、沉默寡言的人，辉煌显赫从未属于过他。



    而今的他，只剩下了残肢破衣、遍体鳞伤，还有即将到来的死亡命运。



    杨继盛却只是平静地提出了最后的要求:



   “我的后事，就劳烦你了。”



    杨继盛没有钱，他的妻子也没有钱，对他而言，要想找口棺材入土为安，是比较困难的。



    王世贞用力地点了点头，这已是他唯一能做的事。



   所有的事情都交代完了，杨继盛即将走向他人生的最后舞台——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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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最后诀别的时候，王世贞终于不禁放声大哭：



    “椒山，事情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啊！”



    然而此时的杨继盛笑了，他倚着墙壁，用残腿支撑着自己的身体：



    “元美（王世贞字元美），不必如此，”在昏暗的牢房中，他的脸上映射出无比自豪的光芒：



    “死得其所，死又何惧！”



    嘉靖三十四年(1555)  十月初一日，杨继盛英勇就义。



    这场实力悬殊的战斗中，手无寸铁的杨继盛，坚持到了最后一刻，只凭借他的信念和勇气。



    临刑前,他赋诗一首：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



    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



    历经磨难，矢志不移，叫做信念。

    不畏强权，虽死无惧，叫做勇气。



    在这一天，严嵩在他的府邸里欢庆自己的胜利，而嘉靖依然在西苑继续着他的修道事业。



    在这一天，杨继盛用他的死向全天下人揭示了严嵩的真面目，之前威风八面，不可一世的严党就此走上灭亡之路，因为有这样一句古话——众怒难犯。



    也就在这一天，努力营救却终未如愿的徐阶，在他学生血淋淋的尸首前，领悟了政治斗争的最终秘诀：



    对付流氓，要用流氓的方法。



    东南的奇才



    严嵩之所以能够肯定那份奏疏上的两个人必死无疑，是因为整治这两人的幕后黑手正是他。



    这两个人分别是闽浙总督张经，和浙江巡抚李天宠。



    而这两位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之所以会人头落地，只是因为一个无聊的人，去出了一趟无聊的差。



    嘉靖三十二年（1553）十一月，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正部级官员张经，被任命为总督前往浙江，他肩负着一个特殊的使命——抗倭。



    不久之后，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李天宠，奉旨来到浙江，取代驻守当地的王忬（王世贞的父亲），成为了新的浙江巡抚，张经的下级。



    这两位仁兄都察院出身，合作得也还不错，面对着日益严重的倭寇之乱，尽心竭力，日夜勤勉。



    就在他们埋头苦干的时候，嘉靖三十三年（1554），另一个人也来到了浙江，他就是通政司通政使兼工部右侍郎，副部级官员赵文华，可这位兄台既不是总督，也不是巡抚，之所以千里迢迢跑来这里，除了观光旅游外，倒也背负着一个特殊的使命——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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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去祭海，你就老老实实地祭海，完事后带点土特产回京也就行了，可赵侍郎却偏偏是个有抱负的人，他对倭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也想掺和一把。



    一般说来，京城的领导要亲临指导，地方官员高兴还来不及，可是张经总督却不买他的帐，对他不理不睬，十分冷淡。



    原因很简单，张经的官比他大。



    在明代，总督不是地方官员，而是中央派驻地方工作的领导，工资、户口都挂在中央，比如张经，原先是都察院右都御史，此次是挂衔下派，而赵文华只是奉命出差，干点临时工作。



    论资历就更没法说了，张经兄十七年前（嘉靖十六年）就已经是副部级兵部侍郎，而那时赵文华却只是一个小小的正处级刑部主事。大家同在京城里混，互相知根知底，高级干部见得多了，眼界自然比地方干部高得多。



    老子是二品正部级、两省总督，你小子不过是个三品副部级侍郎，竟敢在老子面前耍威风，你算哪根葱？



    同理，中央都察院正四品右佥都御史，浙江巡抚李天宠也不愿买赵文华的帐，每天管他三顿饭，就盼他早点滚蛋。



    然而事实证明，赵文华确实算根葱，还是根大葱，你们敢欺负我，我就让我爹来收拾你们！



    他爹就是严嵩，虽然他姓赵，严嵩姓严，但所谓有奶就是娘，有权就是爹，不必奇怪。



    严嵩之所以支持干儿子赵文华，是因为当年他当国子监校长的时候，赵文华是他的学生。而据他观察，这位学生虽然没有什么能力，却很能拍马屁，很听话，于是他安插赵文华去了通政司。



    严嵩是不做慈善事业的，他让赵文华当通政使，其中有着很深的用意。



    通政司是一个副部级部门，最高长官通政使也只是三品，但这个部门对严嵩而言却极为重要，因为它主管全国各地送入京城的公文。



    由于名声太差，全国的众多御史官员经常上书弹劾严党，虽说有严嵩在内阁压阵，但这位仁兄已经七十多岁了，难保有漏网之鱼，万一捅到皇帝那里，事情就麻烦了。



    而赵文华兄的主要工作就是每天在机关蹲守，发现可疑邮件即刻予以删除（销毁或是压住），他兢兢业业，工作完成得很好，也由此成为了严党的第一号骨干。



    接到儿子的告状信，严老爹却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回复，他托人告诉赵文华，张经并不好惹，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之前，最好还是乖乖听话。



    赵文华无计可施，但这位仁兄是个比较执着的人，又从中央要了一个观察敌情的名义，硬是赖着不走。他要留在这里，等待张经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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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久之后，他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时的浙江沿海，倭寇气焰已经十分嚣张，有两万余人盘踞于此，根本不把明军放在眼里。张经也并非等闲之辈，他四处调兵，积极部署数月之久，却迟迟不动兵。



    赵文华反复催促，张经依然纹丝不动。



    而张总督之所以有如此举动，和他之前的一段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



    嘉靖十六年（1537），总督两广军务、兵部侍郎张经，奉命去平定广西断藤峡叛乱，在长期艰苦的山区作战中，他养成了稳重进兵的习惯，更重要的是，在这次战争中，他还发现了一个十分可怕而特别的战斗群体——狼土兵。



    狼土兵以少数民族为主，大都不习文化，好勇斗狠，战斗力十分彪悍，当年曾让张经吃尽了苦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到了浙江之后，张经才发现，那些被朝中大臣轻视，所谓乌合之众的倭寇，却是一帮前所未见的强敌。



    皇帝同志专心修道，大臣们专心斗争的时候，日本正处于极度混乱的战国时期，全国分成三十六个诸侯国，你打我，我打你，打赢的自然风光，打输的就只能跑路。日本就那么大，土地又不多，还时常喷火山乱地震，实在不是个人呆的地方。于是众多讨生活的倭人就不远万里，为了日本人民的致富事业跑到了中国。



    这帮倭人不请自来，而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故文言有云：

    倭人为寇，是为倭寇。



    但恶劣的品行并不能否定他们的战斗力，且不说这帮人的武艺和战术水平，单说人家冒着掉进海里喂鱼的危险，跑上千里路来抢劫，就能充分说明他们的犯罪决心和毅力。



     而与倭寇相比，张总督手下的大都是浙江、山东等经济发达地带的兵，他们当兵是为了混碗饭吃，就算不当兵还能种田，犯不着去拼命。



    于是张经决定，调狼土兵进入浙江，抗击倭寇。



    这个决定为他赢得了暂时的胜利，却永远地送了他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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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经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费尽心力调兵遣将的时候，赵文华已经设计好了一个圈套，准备将他致于死地。



    张总督久经官场，并不是个善茬，上任一年多来，他已在当地安插了自己的亲信，而对于赵文华，他也安排了专人监视，总而言之，整个浙江已然成了他的地盘。



    然而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赵文华依然找到了一个盟友，这个人的名字叫胡宗宪。



    胡宗宪，字汝贞，徽州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



    胡宗宪的考试成绩很一般，运气却不错，他没能选上庶吉士，分配到地方当了县官，不久后因年度考核优良，升为御史，巡视宣府、大同。



    之所以说他运气好，是因为在明代朝廷，御史是个不错的行当，以骂人为主业，天不怕地不怕，想骂谁就骂谁，如果运气好，摸准了政治方向，骂对了人，没准还能官运亨通，一飞冲天。



    不过胡宗宪的这份御史工作却有点特殊，因为宣府和大同是当时的军事前线，刀光剑影，呆在这的都是些粗人武夫，如果胡乱告状，没准晚上就被人趁黑给剁了。



    于是胡宗宪在那里老老实实地啃了几年干粮，这段经历最终成就了他，因为正是在那个地方，这位安静的御史开始进入另一个新奇的领域——兵法。



    在血肉横飞，生死悬于一线的战场，胡宗宪懂得了战争的法则，而蒙古骑兵烧杀抢掠、难民家破人亡、哭天抢地的惨象，也让他了解了战争的残酷。



    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后，那个曾经喋喋不休、满口圣人之言的书呆子，已然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实用主义者。



   因为在边关表现良好，胡宗宪奉调前往浙江，担任浙江巡按，似乎是为了考验他的能力，就在他离开这里之前，上天给他安排了一次毕业考试。



   当时驻守大同的左卫军突然接到谕令，命令他们即刻转移驻防至阳和一带，事实证明，这是个一道要人命的谕令。



    大同已经是前线了，而阳和不但更为靠前，且条件极其艰苦，当兵的过得苦，好不容易在当地安个家，转眼间又要妻离子散，自然是打死不搬。



    可是命令不能不执行，于是大伙一合计，索性闹事不干了，哗变！



    这下子问题严重了，情况报到大同参将那里，开会征集意见：这事怎么解决，谁去解决？



    没人应声。

飞扬在天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个超级黑锅，这不是农民起义，而是士兵哗变，全部都是抄家伙的职业打手，也不讲道理，要是跑去谈判，十有八九就把自己捐给了国家（学名是为国捐躯）。



    但如果放任不管，这帮人万一成了叛军，知根知底，带着蒙古人回来抢劫，麻烦就大了，所以黑锅总得背，具体说来是总得有人去背，可是谁也不背。



    这时胡宗宪站了出来，他说：我去。



    参将大喜，问：你要带多少人？



    胡宗宪答：不用，我一个人去。



    在短暂的目瞪口呆，鸦雀无声之后，大家集体起立，走到营帐外，热情地为勇敢的胡御史送别，感谢他牺牲小我，成全大家的背锅精神。



    胡宗宪不是白痴，也没有背黑锅的嗜好，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只是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



    他一个人骑着马跑到了哗变士兵的营地，对那些手持兵器、情绪激动的人们说了几句话，奇迹就发生了，士兵们停止了吵闹，安静地回到了自己的营帐。



    当大家再次看到胡宗宪时，都极为惊讶，踊跃上前询问，他到底用了什么方法，解决了如此棘手的事。



    胡宗宪一脸轻松回答道：没什么，我只是告诉他们，谕令已经取消，他们不用迁徙了。



    于是大家又懵了，迁移是上级的命令，总兵（相当于军区司令）都没发话，你怎么敢信口开河？今天你忽悠过去，过两天没准就直接造反了！



    然而胡宗宪镇定地看着惊恐的同僚们，告诉他们：丝毫不必担心。



    事实证明了胡宗宪的预言，很快，上级下达指令，之前的谕令取消，军队仍在原地布防。



    准确的人心洞察力、惊人的局势判断力，这就是胡宗宪的卓越才能。



    嘉靖三十三年（1554），奇才胡宗宪来到了浙江，他将在这里开创自己的伟大事业。



    其实在当时的浙江，胡宗宪只是个小人物，因为他的级别太低（浙江巡按）。



    巡抚和巡按虽只有一字之差，品级却差很远，胡宗宪是都察院监察御史，奉命巡按浙江，负责监察纪检事务，他的品级只有七品。而李天宠则是四品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奉命巡抚浙江，负责浙江全省的管理事务，相当于省长。



    赵文华好歹是个副部级，之所以对胡宗宪一见如故，称兄道弟，实在是因为他太过孤单。在张经的阴影下，没人愿意陪他玩，只有胡宗宪对他礼遇有加。



    于是他向这个新朋友和盘托出了自己的计划，并许下了一个美好的祝愿，只要计划成功，你就是新的浙江巡抚！

[875]


    赵文华是一个坏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人,但一个坏人,能够干到副部级侍郎,说明他是一个有能力的坏人。



    赵侍郎的计划是这样的，他准备告张经的黑状，罪名是张经畏惧倭寇，拿了朝廷的钱，不帮朝廷办事，消极避战。



    看上去很简单，实际上不简单。



    张经不是吃素的，赵文华上书后不久，他就得到了消息，但他的反应却十分怪异，不但没找赵文华算帐，也不上书辩解。



    因为他已有了绝对的把握，筹划已久的行动即将开始，狼土兵已经到位，各路大军也已到齐，只等他一身令下，发动总攻。



    有凶悍的狼土兵助阵，张经相信他会取得胜利，而到那时，捷报将是对赵文华攻击的最好回应。



    看上去是正确的，实际上是错误的。



    志得意满的张经没有想到，在这个看似天衣无缝的应对中，有着两个小小的疏漏：他并没有真正看懂那封告状的上书，而更重要的是，他低估了赵侍郎的水平。



    作为严党的主力成员，赵文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事实上，张经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但他仍然敢在此时上书，是因为他已料定，此书一上，张经如不胜，尚有活路，如若战胜，则必死无疑！



    嘉靖三十四年（1555）五月，缺钱花的倭寇耐不住寂寞，开始大举向嘉兴进犯，却就此掉入了陷阱。



    张经等待良久的机会终于到来，他当即调集手下大军水陆并进，在王江泾与敌军遭遇，大破倭寇，斩杀敌一千九百余人，史称“王江泾大捷”。



    这是东南自倭乱以来的最大胜仗，张经十分得意，当即写下告捷文书送往京城，等待着朝廷的封赏。



    事实证明，这次朝廷的办事效率相当之高，没过多久，张经就等到了他应得的赏赐，不是金银财宝，高官厚禄，而是两个人，具体说来是两个锦衣卫。



    他们送给张总督的见面礼是一副闪亮的镣铐，然后大声传达了皇帝大人的贺词：



    “经(张经)欺诞不忠，着令入京问罪！”



    张经的脑袋有点乱，明明自己打了胜仗，怎么就成了“欺诞不忠”？



    张总督之所以一头雾水，是因为他并不清楚赵文华那封上书的奥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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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刚看到这份黑材料的时候，起初并不在意，直到他顺手交给了身边的一个人——严嵩。



    严嵩自然明白赵儿子的意图，当即展现了他的表演功底，作沉思状良久，突然换上了一幅忧国忧民的表情，开始痛斥倭寇侵害百姓的惨状，最后指出主题——拥兵自重，坐观倭乱，都是张经惹的祸。



    嘉靖生气了，后果很严重，他当即下令缉拿张经回京。



    谕令下达后不久，张经的报捷文书就送到了，看似张经就要涉险过关,但正如赵文华所料的那样，嘉靖做出了一个十分缺心眼的判断：



    “张经着实可恶，闻文华劾，方一战！”



    混迹江湖三十多年的嘉靖同志就这样完蛋了，经过多年的磨砺，他的脾气个性以及各种权术花招，早已被严党摸得一清二楚，现在也只能是被玩没商量了。



    张经倒了，李天宠也没戏了，这对难兄难弟手拉手上了刑场，一同被杀。



    赵文华兑现了他的诺言，李天宠死后不久，他利用自己在朝中的关系，破格再破格，短短一个月，就把七品基层御史胡宗宪直接提拔为四品右佥都御史，并巡抚浙江。从芝麻官到封疆大吏，其晋升速度堪比飞毛腿导弹。



    赵文华十分欣赏胡宗宪，因为胡宗宪的出众能力，以及在逆境中的支持。但胡宗宪却不喜欢赵文华，因为在他的眼中，赵文华着实不是个东西。



    胡宗宪是一个身世并不简单的人，他出生在豪门望族，六十年前，他的曾祖胡富考中进士，还曾经担任过正部级干部——南京户部尚书,显赫一时。



    望族出身的胡宗宪是一个天才，他二十二岁中举，二十六岁中进士，无论在地方，还是军队，无论是处理政务还是平息叛乱，他都显现出了非同寻常的才能。



    混迹政坛多年，胡宗宪很清楚赵文华和他的干爹是些什么货色，这帮人干活不足，整人有余，实在是一帮垃圾。



    然而问题在于，国家大权就掌握在这群垃圾的手中，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胡宗宪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很现实。



    于是当不学无术的赵文华来到浙江，当张经、李天宠都对其嗤之以鼻时，他意识到了其中蕴藏的机会。



    所以他接近了赵文华，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不顾旁人的鄙视和议论，拜会他，巴结他，耐心地听着他自吹自擂，并伴着逢迎的笑脸，虽然他很清楚，眼前这个唾沫横飞的人，只是一个恶棍加白痴的合体。



    对于出身高贵、有着强烈道德感的胡宗宪而言，这是一种让他极其恶心的应酬，但他依然卖力地表演着。



    因为在他的心中，有着报效国家的使命，有着救济黎民的责任，因为在他接受诏令，前往浙江之前，曾立下这样的誓言：



    “不平倭寇，不定东南，誓不回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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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中的高手



    胡宗宪眼睁睁地看着张经、李天宠被陷害，被处死，然后在众人的指责声中坐上了浙江巡抚的宝座，没有丝毫的避讳和惭愧。



    相反，他很得意，人见人怕、权倾天下的严党，原来是如此的愚钝，赵文华、严嵩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被他利用，为他铺路，而在此之后，这个最为强大的政治集团将成为他的后盾，去帮助他实现自己的理想。



    他始终问心无愧。



    因为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并不只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因为他的理想，叫做报国救民。



    在胡宗宪看来，张经做得还不够好，他虽然调来了战斗力强悍的狼土兵，整顿了军备，募集了粮饷，但无论是整体策划还是作战时机，总要慢那么一拍，最终才会被赵文华有机可趁。



    总而言之，这是个勤奋的人，但缺少天赋。



    胡宗宪认为自己是有天分的，所以他当仁不让地接替了前任的工作，他相信自己能够干得比张经更好。



    虽然当时天下人都为张经的无辜被杀感到遗憾，但对于倭寇而言，张经的死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悲剧，因为事实证明，继任者胡宗宪是一个更为可怕的敌人。



    当然，这是后来的事。



    刚刚上任的胡宗宪终于实现了梦想的第一步，但还没等他喘口气，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就让他从美梦中醒了过来。



    应该说，猛人不只张经一个，苏松巡抚曹邦辅也算同类，在王江泾大捷之后，他征集所属兵力，再次击溃倭寇。由于人事更替，这次行动没有经过上级的批准，等到赵文华知道的时候，俘虏都押回来了。



    深感丢了面子的赵文华当即给胡宗宪下令，让他立刻追歼残敌。



    这是一个胡宗宪等待多时的机会，他即刻调集了四千精兵，发动了追击战，然后他坐在家里，等待着捷报的到来。



    很快，他就如愿得到了战报，言简意赅：惨败！告急求援！



    此战损失极其惨重，所谓“宗宪兵死者千余”，一共就去四千人，差不多死了一半。大出所料的胡宗宪慌忙命令副将刘焘率军增援，不久之后战报再次传来——复大败。



    这还不是最坏的结果，士气大振的倭寇居然反过头来，再次进攻浙东一带，把当地抢了个底朝天，这才扬长而去。



    沉痛的失败教育了胡宗宪，他终于意识到，倭寇之乱比他想象中要厉害得多，而在这帮强盗的身上，似乎隐藏着极为强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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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宗宪的大体判断没有错，但他并不清楚，如果说倭寇是强盗，那他们就是有史以来最为可怕的强盗，因为他们中间的很多人，都是精通刀法的武林高手。



    在史料上，有着这样一个广为人知的战役记录：



    嘉靖三十四年（1555），四十余名倭寇从浙江平湖入境，向杭州进逼，抢掠之后逃向淳安。这本来只是一起抢掠事件，抢也就抢了，事也不大，可这帮路盲不知是不是没有向导，转了半个多月，居然转到了南直隶（今江苏一带），在常州、苏州附近抢了一把，竟跑到了南京城下！



    最后在大军围捕下，这群小毛贼才最终被歼灭，据说当时被他们杀死砍伤的平民士兵已达三千余人。



    四十多个人，在大明帝国的眼皮底下转悠了一个多月，想抢就抢，十几万驻军束手无策，这不是一单简单的抢劫案，也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



    四十个人就敢到南京搞自助游，要有四千个人，没准就敢去北京集资建房了（打不过地产商）。



    一直以来，这个故事都被用来说明明军的腐朽、无战斗力，但很多人并不清楚，在它的背后，隐藏着让人惊心动魄的真相。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抢掠，因为参与这次抢劫的四十多个倭寇并不是一般人，他们是浪人。



    所谓浪人，就是失去土地的日本武士，关于武士群体就不多说了，但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即使在日本国内，武士也是一个十分稀少的品种。



    在日本战国时期，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是天皇，实际控制者是各大诸侯，又称为大名，而武士是大名的属下。即使是如织田信长之类的大诸侯，手下的武士也不过一两千人而已。



    作为武士团体的成员，他们从小就接受过严格的武术和体能训练，大多数人都练习剑道，练就了一身砍人的技术，即使参加黑社会火拼，拿西瓜刀对砍，估计一个对付五六个都不成问题。



    更为可怕的是，他们其中的某些人还曾练习过“阴流”，这是日本刀术中的一门绝技，传自日本的绝顶高手，“剑圣”上泉信纲。



    虽说练这门功夫的人并不多，也并非个个都是剑圣，但足可称得上是一流高手。而在当时到中国来抢掠的日本人中，也有着他们的身影。



    有证据显示，在嘉靖三十四年的这次事件中，参与抢劫的四十多名案犯，并非跑船的日本农民，他们几乎都是战败丢掉土地、找不到工作的武士。



   而证据，就是他们随身携带的那件特殊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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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宪，字汝贞，号梅林，龙川（今坑口村）人。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授山东益都令，屡决悬案，平反冤狱，获朝廷嘉奖，晋3级。后任杭州知府，修整西湖，扩建岳坟。嘉靖三十二年，歙人汪直、徐海、陈东海据5岛作乱，煽引倭寇骚扰东南沿海。三十四年宗宪任浙江巡按御史，旋提为总督，总制7省军务抗倭灭寇，召徐渭、沈明臣、茅坤、文徵明为幕僚；以俞大猷、戚继光、卢镗为大将。制定“攻谋为上，角力为下”和“剿抚兼施，分化瓦解”策略。转战江浙，每役躬擐甲胄，指授方略。三十六年斩徐海、俘陈东、降汪直，断倭寇之内应。又数年，弭平倭患。 宗宪以战功获得殊荣，官司至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并加少保。嘉靖四十一年，因南京给事中陆凤仪劾宗宪为“严党”而入狱。世宗对群臣说：“宗宪非严党，朕拨用八九年，人无言者，自累献祥瑞，为群邪所嫉。”于是获释。第二年，御史汪汝正以宗宪付严嵩之子世蕃手书中有“自拟圣旨”罪劾胡，重入狱。在狱中愤然上书数千言，发出“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的慨叹，世宗怜之，久未定其罪，嘉靖四十四年瘐死与狱中。隆庆六年（1572）宗宪案得以昭雪，并录平倭功勋。万历十七年（1589）宗宪孙胡灯奏准，御赐葬故里之天马山。谥号襄懋。 宗宪系抗倭著名儒将，于戎马倥偬中辑著《筹海图编》十三卷，书中收入浙江沿海地形、防务、战具、倭变、战事甚详，载《明史》。还有《三巡奏议》、《督抚奏议》、《忠敬堂汇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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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那些被称为倭寇的抢劫犯，是一支名副其实的多国部队，除了日本人外，还有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中国沿海的渔民、海盗等等，总之，大家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发财）走到一起来的。



    这些人使用的武器也是五花八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老外们一般用火枪或佩剑，渔民、海盗没有固定装备，逮着什么用什么。



    但这支无组织、无纪律的杂牌部队之所以会有强悍的战斗力，是因为其中有着一群作战顽强的日本武士与浪人，而无论在哪里作战，和谁作战，他们都会使用同一种武器——武士刀。



    不管在中国还是日本，只有武士或浪人才装备武士刀，其实谁能带，谁不能带，也没有专门的认证机构来管，真正的原因在于这种管制刀具是很贵的。



    武士刀的制作十分复杂，要使用很多种不同的铁和钢料，然后用火炉加热，同时由工匠大力捶打，可谓是千锤百炼，耗时长，纯系手工制造，绝无批量生产。



    由于此刀制作精良，且铁钢比例合理，所以兼具韧性和硬度，无论是拿去劈柴，还是砍人，都相当有效。



    但拥有武士刀，也不一定是件好事，因为你就算买得起，也不一定养得起。由于该刀采用铁钢合金制造，容易生锈，所以必须得好好伺候着，隔三差五就要去找人磨刀（使用特制磨刀石，费用很高），每天都要用油擦刀（据说还一定要用植物油），比上机油还麻烦。



    就这么个玩意，价格昂贵不说，天天都要保养，比大爷还难服侍，除了那帮死心眼的日本武士，谁都不愿意折腾这东西。非但如此，这帮孙子把刀看得比命还重， 1945年日本战败后，侵华日军中许多有武士背景的军官还曾向中国方面提出申请，希望带走他们的家传宝刀，表示如不允许，就切腹自尽。



    不久之后得到答复：切腹自便，把刀留下。



    日本的许多名刀就此留在了中国，这也是为什么无数日本人不远千里，带着大捆钞票，跑到中国买刀的原因。



    而根据史料记载，嘉靖三十四年的那批倭寇基本都是携带武士刀的浪人，且武艺高强、机动灵活，抢一票换一个地方，从不走空趟。



    这样的四十多个倭寇，其战斗能力可想而知，在当时，大致就相当于四十多个特种兵，而驻守各地的，大都是战斗力极差的守备兵，或是民团团练，基本上也就算个民兵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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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兵打特种兵，能打赢那才叫怪事，这帮劫匪也不攻城，抢了就跑，放在今天就是持械流窜犯，自然是难以围捕，所以才会出现所谓打到南京城下的怪事。



    这才是倭寇的真实实力，胡宗宪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群敌人，时而集中，时而分散，大队倭寇战斗力强，不好打，小队倭寇机动灵活，没法打，为了几十个人调集数千大军围捕，实在丢不起这个人，还不如去上吊。



    就在胡宗宪一筹莫展的时候，一支奇特的武装出现了，他们组成了民兵联防队，四处围剿倭寇。而更让人惊讶的是，曾纵横千里、无人可挡，连政府军都不怕的浪人倭寇，碰到他们却总是全军覆没，落花流水。



    因为浪人们固然是剑道高手，这帮兄弟却是高手中的高手——少林寺的和尚。



    嘉靖三十三年（1554），南京中军都督府都督同知万表终于无法忍受了，流动倭寇四处出没，使他焦头烂额，却又无计可施。



    苦思冥想之下，他突然灵机一动，召见了杭州及苏州两地的寺院主持，交给了他们一个任务。



    几天之后，一支由苏杭两地上百名和尚组建的巡防队正式成立，主旨只有一个——杀死倭寇。



    这帮和尚都是精挑细选的武僧，个个自幼苦练武艺，精通棍法，老家也都在附近，听见倭寇两个字就手痒，听到消息，纷纷踊跃报名，经也不念了，抄起棍子就上了战场。



    事实证明，中华武术确实是博大精深，拿刀的武士干不过拿棍的和尚，管你什么“阴流”、“剑道”，几棍子扫过去全部滚蛋。



    和尚联防队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应，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至嘉靖三十六年（1557）间，该队在杭州湾及松江府（今上海附近）一带与倭寇作战多次，无一败绩，令倭寇闻风丧胆。



    而最为生猛的一次战役，发生在松江附近的翁家港，当时一百多名倭寇跑到这里，还没开抢就撞到联防队，此时这帮和尚已然名声大噪，所以倭寇们见到光头掉头就跑，联防队二话不说，拖着棍棒就追。



    一般说来，追个几里路也就完事了，但这帮和尚比较较真，竟然跟着追了六天，一路打一路追，一直跑到嘉兴，全歼所有倭寇（据说连倭寇的家属也干掉了），这才收兵回营。



    然而少数几个和尚是无碍大局的，要想解决倭寇，胡宗宪真正需要的,是几个重量级人物的加入。

[881]



    绝世高人



    胡宗宪寻找的，不是个把能打的和尚，武林高手打打群架还行，在千军万马的战场上，也只是废柴一根，只有运筹帷幄的将领，才能为他解决根本问题。



    幸运的是，他没费多少功夫，就找到了第一个人选。



    在胡宗宪没来之前，俞大猷已孤军奋战了很久。



    俞大猷，福建晋江人，弘治十七年（1504）生人，家庭比较贫困。



    但他的运气还不错，祖上是世袭百户，虽说不是什么大官，毕竟有口饭吃。父亲死后，他继承了百户爵位，嘉靖十四年（1535），俞大猷更进一步，在当年的武会试中一举中第，成为千户，并被分配驻守金门。



    俞大猷同志的早年经历就是如此，看上去毫无特别之处，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这位仁兄是一位了不得的绝世高人。



    本文所用史料众多，且来源庞杂，还包括十几种明清刻本，为了不影响阅读，加上我这人比较懒，故文中未注明史料出处和史籍原文，但此处必须破例，因为下面即将讲述的内容实在过于离奇，如不举出实据，估计难逃忽悠之嫌，故列文如下：



    “予昔闻河南少林寺有神传击剑之技，后自云中回取道至寺。僧自负精其技者千余人，咸出见呈之。视其技，已失古人真诀。明告众僧，皆曰：“愿受指教。”予曰：“此必积之岁月而后得也。”



    看不明白不要紧，我来解释。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听说河南的少林寺武艺高明，所以专门前去拜访，寺里的和尚十分嚣张地告诉我，他们这里的僧人武艺高强，且人数众多，还拉出了几个表演给我看。



    我看过之后，觉得这帮人实在不争气，老祖宗的真传都给丢了，就明白告诉和尚们，你们这套已经不行了，趁早一边凉快去。和尚们十分谦虚地对我说：愿意接受我的指教。而我也十分嚣张地告诉他们：你们还要练很久才行。



    郑重声明，这话不是我说的，要找人算帐请诸位去找俞大猷同志，与我无关，因为此文就出自俞大猷同志的自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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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不愿帮俞大猷背黑锅，却可以替他证明一点，那就是俞先生的的确确是一位功夫了得的绝顶高手。



    从童年开始，俞大猷就是个特别的人物，和众多成功人士一样，他喜欢读书，可他读的却不是大学、中庸之类的考试书目，而是一本奇特的著作——易经。



    要说这本书，那可真算得上是万金油，上至外星生物，天外来客，下到世界文明，人类前途，都可以从这本书里推出来，反正随你去读。

俞大猷就是易经解读派的忠实会员，他苦读多年，终有所悟，万幸的是，这位兄台没有走火入魔，摆摊算命，多少还是读出了点名堂——兵法。



    从易经中，俞大猷领悟了所谓百万合一之兵法（虽将百万，可使合为一人也）。虽然说起来比较玄乎，但从后来的实际效果看，这套理论倒也不全是忽悠。



    而在兵法之外，俞大猷在另一工种上的成就可谓惊世骇俗，那就是武学，他曾拜当时的著名剑客李良钦为师，学习剑术。他的天赋极高，外加勤学苦练，武艺非常精湛。



    特别是剑法，他十分擅使“荆楚长剑”，据说剑法已至化境。曾有数十人看他不顺眼，打算群殴他一顿，结果被他打得落花流水，夺路而逃。



    俞兄不但武艺了得，还善于总结经验，曾著有武学专著《剑经》，后来在清除倭寇的同时，也顺道闯荡江湖，屡次和人拼刀比剑，在砍砍杀杀中不断磨练剑法，嘉靖四十年（1561）的时候，估计是周围的人都打遍了，这位仁兄觉得没意思了，就跑到外面去找人打。前述的少林寺事件就发生在这段时间内。



    很明显，在这段自述里，俞大猷故意忽略了一个重要内容，要知道，少林和尚虽然吃素，却不好欺负，你俞大猷跑这么远，人家给你演示武艺，你还说人家不行，一句话，你就是来砸场子的。



    虽然俞大猷没有写，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少林寺是闹过事的，就算没有动刀动枪，至少也是露了两手，不然人家凭什么“皆曰：愿受指教。”



    估计俞大猷同志还是有点觉悟，觉得自己这事干得不地道，所以也没多提，不过从他让人家多练几年的口气看，他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俞大侠仗剑打遍天下，纵横江湖，可谓风光无限，但在遇到胡宗宪之前，作为一个极具禀赋的军事天才，他的经历只能用一个词来概括——哭笑不得。

[883]

    俞大猷这辈子的前四十年是十分郁闷的,因为他比较喜欢管闲事,守金门的时候,他上书监司，要求打击海贼。结果被打了一顿，得到了上级的答复：



    “你个屁大的小官，凭什么上书？”



    凭什么小官就不能上书？俞大猷不明白。



    挨了这顿莫名其妙的打，俞大猷依然我行我素。



    不久之后，安南地区叛乱，兵部尚书毛伯温准备出战，按说这事和他没关系，但俞大猷再次挺身而出管了闲事。



    他向毛伯温上书，陈述了自己的用兵方案，请求从军。



    尚书大人看到了他的上书，十分欣赏，夸奖了他，却不用他。



    夸了我，为什么不用我？俞大猷还是不明白。



    这又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但俞大猷仍不气馁。



    嘉靖二十一年（1542），机会又来了，俺答进攻山西，皇帝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作战人才。俞大猷报了名，这次运气似乎不错，毛尚书看到了他的名字，把他推荐给了宣大总督翟鹏。



    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推荐，所谓宣大总督，是明朝边疆的两大最高长官之一（另一个是蓟辽总督），一般都是正部级官员担任，作为兵部尚书的推荐人，俞大猷前途闪闪放光芒。



    毕竟是兵部领导的面子，翟鹏亲自接见了俞大猷，随口问了他一些军事问题，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



    翟鹏原以为这人是个关系户，没多大能耐，打算应付一下了事，可是俞大侠却反客为主，侃侃而谈，堂上众人大惊失色。



    就在大家目瞪口呆的时候，一件让他们更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翟总督竟然离开座位，主动走下台来，向俞大猷行礼。



    这是绝对的爆炸性新闻，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景象。



    翟鹏并不是武将，他是文官，因为按照明代惯例，除个别情况外，只有文官才能担任高级军事长官，即使同样品级，文官的地位也要高于武将。而在许多文进士的眼中，武将都是一群没读过书的大老粗，武进士也不例外。



    然而正部级总督翟鹏，向眼前的无名小辈俞大猷行礼了，因为他的才学与执着。



    按说事情到了这里，俞大侠应该翻身了，可是最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也就发生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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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总督向他行礼，虽然总督知道他的才学，但总督还是不用他！



    都到了这个份上，为什么就是不用我呢？俞大猷抓破脑袋也不明白（我也是）。



    郁闷的日子还是过去了，老上级毛伯温最终提拔了他，先把他派到福建打海盗，这位兄弟二话不说，刚到地方衣服都不换就亲自带兵上阵，干掉对方三百多人，上级看他如此生猛，又派他去广东镇压少数民族叛动。

  

    在广东，俞大猷第一次全方位展现了他的牛人本色。他没有调集大军进攻，却只是带了几个随从，找到了叛军的巢穴，劝告他们归顺朝廷。



    当然，空口说白话是没用的，叛军也不是白痴，为加强说服教育的效力，形象展现不投降的后果，俞大侠趁兴当场表演了自己的老本行——剑术，一套剑法耍得虎虎生威，煞有声势，把叛军兄弟糊得一楞一楞，末了还美其名曰：教习击剑。



    叛军倒也不是吓大的，他们很快就推出了自己的精神领袖——一个据说打死过老虎的人，继续顽抗明军。



    但俞大侠明显比老虎厉害，他没费多大劲就干掉了这位打虎英雄，最终平定叛乱。



    折腾来折腾去，俞大侠终于翻了身，嘉靖三十一年（1542），俞大猷调任宁波参将，不久后又升任苏松副总兵（相当于军分区副司令员）。



    此时，张经已经上任，俞大猷是他的下属。



    之后就是以前讲过的那些事，赵文华捣乱，催促张经出战，张经准备不足，不愿出战，一拖再拖。



    然而在这一幕的背后，还隐藏着另一个细节：



    张经是拒绝出战的，但为了给赵文华面子，他曾命令另一位将领出击倭寇，而这个人正是俞大猷。



    出乎意料的是，一向积极肯干、爱管闲事的俞大猷竟然拒绝了，原因很简单：当时倭寇有两万人，他手下只有三百兵，而俞大侠是学过算术的。



    俞大侠虽然热血沸腾，却也不想平白无故人间蒸发，张总督这事干得实在不地道，事情也成了连环套，赵文华催张经，张经催俞大猷，俞大猷不干。



    俞大侠就这样硬挺着，一直挺到了王江泾大捷。在这次战役中，他不计前嫌，协同张经，大破倭寇，立下战功。



    可是事情坏就坏在这个不计前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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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他表现过于英勇，赵文华认死了他是张经的人，抢了他的功劳，还找机会整他，贬了他的官。无奈之下，胡宗宪也只能保持沉默。



    俞大猷这辈子过得实在不容易，总是遇上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明明被赏识，居然不升官，明明打了胜仗，居然被降职。



    不要急，俞大侠，更莫名其妙的事情还在后头。



    被贬官的俞大猷不喊冤，也不气馁，王江泾大捷之后不久，他作为苏松巡抚曹邦辅的下属，参加了浒墅战役，再次大破倭寇，按说事情到这里，也算圆满完结了。



    可是（这个词经常出现在俞大猷的人生中），不久后，闲不住的俞大猷又参加了胡宗宪的追击战（即之前提到的那次），虽然最终战败，但俞大猷在战斗中倾尽全力，表现十分英勇。



    其实有时候，十分英勇也不是个好事。



    战后，赵文华故伎重演，把责任推给了曹邦辅，曹巡抚气得想撞墙,恨透了赵文华和胡宗宪,但是严老太爷在中央呆着，他也不想去摸老虎屁股，于是一怒之下，瞄准了俞大猷。



    曹巡抚在上书中大骂俞大猷，说他纵敌逃窜，之所以会下此黑手，只是因为俞大猷同志在跟随胡宗宪作战中过于英勇，曹邦辅据此认定，俞大侠必定是胡宗宪的人。



    这一状告得相当黑，连皇帝都发怒了，暴跳如雷，免去了俞大猷的世袭百户，让他安分守己，否则砍头示众。



    不计前嫌，就是张经的人，恶整。十分英勇，就是胡宗宪的人，还是恶整。俞大猷彻底郁闷了。



    皇帝谕令下来后，几乎所有的人一致认为，俞大猷再不会闹腾，也不会再多管闲事了。



    然而俞大猷收起了谕令，叫来了自己的副手王崇古，对他下达了一道命令：准备出海，追击倭寇。不久之后，他的舰队在老鹳嘴截获倭寇，并发动总攻，焚毁敌巨舰八艘，杀敌一千余人。



    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冒险，并没有人要求俞大猷这样做，而根据以往经验，他打赢了未必有功，打输了却必定有过。对他而言，打这一仗没有好处，只有吃亏。



    但是他仍然这样做了，他不怕吃亏。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自嘉靖十四年（1535）以来，这位仁兄在官场里吃了无数闷亏，背了无数黑锅，只是因为他的爱管闲事，因为他的忠于职守，因为他报效国家的执着。



    俞大猷就是这样一个执着的人，因为执着而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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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一直以来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俞大猷并不孤独，因为有一个人始终在注视着他，这个人就是胡宗宪。



    通过几年的观察，胡宗宪了解并理解了这个人，他相信此人正是他苦苦寻找的理想人选，并将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于是当嘉靖三十五年（1556），都督刘远因为作战不利被撤职后，胡宗宪通过赵文华的关系，获得了内阁的支持，将俞大猷扶上了浙江总兵官（大致相当于浙江军分区司令员）的宝座。



    这是胡宗宪找到的第一个关键人物。



    但随着抗倭工作的不断深入，胡宗宪发现，他的精力和智商已经无法适应繁重而复杂的事务，所以绝顶聪明的胡宗宪，决定招聘一个幕僚，而招聘的首要条件，就是这个人要比他更聪明。



    很快，他就找到了第二个关键的人：



    四百年后,国画大师齐白石老先生曾在瞻仰一幅古人作品时，发出这样的感叹：愿为青藤门下走狗！



    这句话的通俗意思是，如果我能到青藤门下，给他当条狗，就心满意足了。



    青藤者，徐渭也，徐渭者，徐文长也。



    在明代，有所谓三大才子之称，入选的条件很简单：博览群书、博学多才，但事实证明，由于竞争激烈，越简单的标准越难达成，评来评去，连唐伯虎兄这样的人才最终也没能挤进去。



    所以最终能赢得公认，获此殊荣的，只有三个人：解缙、杨慎、徐渭。



    作为永乐大典的总编官，解缙被公认为博学第一，而跟皇帝过不去，聚众闹事的杨慎，因为整天呆在山沟里，无事可干，据说读遍了天下群书，被推为博览第一。



    徐渭之所以排在第三，不是他的学问差，只是因为他生得晚。论博学，他不如解缙，论博览，他不如杨慎，然而他却成为了三人之中，名声最大，传说最多的人物。



    获此殊荣，此人实在当之无愧。



    徐渭，正德十六年（1521）生，浙江绍兴人，平生一大癖好是给自己取名字外号，曾用名数不胜数，如徐文清、青藤道士、田水月、漱老人等等等等，当然其中最有名的，还是徐文长。



    张爱玲曾经说过，出名要趁早，而徐渭兄绝对符合张小姐的说法，因为他出名的时候，只有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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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小学三年级、汉字尚未认全的年龄，徐渭已经完成了一项壮举，他通读了著名文学家杨雄的名文《解嘲》，但这位牛人并不满足于读懂，他还别出心裁，改写了这篇著名文章（即今天的所谓恶搞），最后还给自己大作起了个比较对仗的名字——《释毁》。



    徐渭绝对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他少年时期的传奇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在我还不知道唐伯虎兄有八个老婆的时候，就已经听说过徐文长智斗地主、徐文长智惩贪官之类的故事。



    虽然传说十分动听，但我却可以肯定，其中大部分都是假的。因为真正的徐渭先生，是没有精力去干这些闲事的，在三十岁之前，他一直忙着干一件事——考试。



    徐渭的前二十年还是很顺利的，二十岁时，他考中了秀才，此时他的名声已经不小了，恰好当时的吏部郎中薛蕙到了浙江，听说了他的才能，叫来一聊，顿时惊为天人，连连赞誉他是最杰出的人才。



    有了这位中央正厅级别干部的吹捧，徐渭的名气更大了，他抖擞精神，准备再接再厉，参加乡试考取举人，直至那最后的目的地——北京。



    在春风得意的徐渭看来，这不过是走个程序而已。



    毫无疑问，徐渭确实是个少有的天才，他多才多艺，年纪轻轻就名满全国，然而在个人前途问题上，他却犯了个致命的认识错误。



    因为科举考试，只认进士，不认天才。



    一说起明代的科举考试制度，总是千人踩、万人踹，什么葬送人才，禁锢思想等等，比黑社会还黑，比十大酷刑还狠，但历史已经证明，在那年头，这是一个最为科学的制度。



    在科举的考场上，没有绝对的公正，却有相对的公平，无论你是世家子弟，还是贫苦百姓，要想奔出美好前途，只有一个选择——拿起手中的笔，把那张考卷答完。然后封上你的姓名，等待着命运的来临。



    事实证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才是中第的最佳途径，想玩花样，走后门，几乎肯定是死路一条。



    在明代考场上，作弊不是闹着玩的，进去之前要搜身，如果夹带，就要取消考试资格，几年内不准再考，要是你胆子再大一点，准备搞点串通考官、买份考题之类的招数，最好还是先收拾行李，安排后事。因为当年干这行风险极大，一旦被发现，杀头或是流放，那都是说不准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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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猷（1503~1580年）字志辅，号虚江，晋江河市（今属洛江区）人，迁居泉州北门。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中武举人，翌年登武士第五名，历仕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官至右都督，卒赠左督都，谥武襄。他一生戎马舟辑，转战南北，战功显赫，主要在山西抵御蒙古俺答的侵扰，在广西击败安南（今起南）范子仪的进犯，尤其在福建、浙江、江苏、广东平息倭寇之患，保卫祖国海疆和边陲，是明朝的爱国名将、抗倭英雄，与戚继光齐名。誉为“俞龙戚虎”。他文武双全，精通六经，博学宏文，还善于写诗，所著《正气堂集》（包括〈兵法发微〉、〈剑经〉、〈洗海近事〉、〈大同镇兵操法〉、〈续武经总要〉等），是一部集军事理论、兵器发明和武术训练的巨著，为我国珍贵的军事文化遗产。

徐渭，字文長，為山陰諸生，聲名籍甚。薛公蕙校越時，奇其才，有國士之目；然數奇
，屢試輒蹶。中丞胡公宗憲聞之，客諸幕。文長每見，則葛衣烏巾，縱談天下事；胡公大喜
。是時公督數邊兵，威鎮東南；介冑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
；議者方之劉真長、杜少陵云。會得白鹿屬文長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
疏計，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視一世事無可當意者；然竟不偶。
　　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蘗，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
。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雷行，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
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你，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為詩如嗔如笑
，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雖其體格，時有卑者；然匠心獨出，
有王者氣，非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識，氣沈而法嚴，不以模擬損才，不以議論
傷格，韓、曾之流亞也。文長既雅不與時調合，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文長皆叱而怒之，故
其名不出於越。悲夫！
　　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歐陽公所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者也。
間以其餘，旁溢為花鳥，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太史元汴力解，乃得
出。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或拒不納。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或自持
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
。周望言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本，集藏於家。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鈔錄，今未至。余所見
者，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憤而卒。
　　石公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為狂疾；狂疾不已，遂為囹圄。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
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閒世豪傑，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
上，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
下，自有定論，胡為不遇哉？梅客生嘗寄予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於人，人奇於詩。」
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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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长  明清两代，出现过不少多才多艺的文人。不过象徐文长那样，在诗文、戏剧、书画等各方面都能独树一帜，给当世及后代留下深远影响的，却也颇为难得。他的诗，袁中郎尊之为明代第一，他的戏剧，受到汤显祖的极力推崇，至于绘画，他更是我国艺术史上成就最为特出的人物之一。郑板桥对徐文长非常敬服，曾刻一印，自称“青藤门下走狗”。近代艺术大师白石老人，也对他深为倾慕。然而，徐文长的一生却很不幸。他虽然有着强烈的功名事业心和报国愿望，却连举人也不曾考取，中年因发狂杀妻而下狱七载，晚年靠卖字画甚至卖书卖衣度日，终于潦倒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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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弊难度过大，想搞歪门邪道的诸位朋友，估计只能靠拉关系走后门，但残酷的事实告诉我们，即使你是当朝首辅的儿子，也只能说明你的悲哀，因为在整个明代，高干子弟参加科举大都没有什么好名次，要是你真走了狗屎运，考了前几名，也不要忙着高兴，恰恰相反，这意味着你爹很快就要遭殃。



    明代历任首辅如张居正、王锡爵等，虽然平时在朝中威风八面，但只要听说儿子考了前几名，就会马上去洗把脸，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谩骂。因为根据惯例，儿子的捷报刚送到，最多几个时辰，言官的骂章就要到了，什么子凭父贵、作弊嫌疑之类，铺天盖地。



    明代的言官们是很有民主精神的，几乎个个都有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度，外加唾液系统非常发达，且极具穷追猛打的狗仔队精神，遇到这种事情当然不会放过，逮住就咬，咬住就不放。



    而要向从这漫天口水里爬起来，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脸皮的，比如那位后来的首辅王锡爵，儿子中了乡试第一名后，实在禁不住骂，竟然把儿子赶回了家，直到十三年后，他早已卸任回家，才让儿子参加会试。



    当然了，老子是朝廷高级干部，儿子考试名列前茅，却不挨骂的，也还是有的，不过是绝无仅有，这对英雄父子，就是杨廷和，以及他的儿子，三大才子之一的杨慎。



    杨慎兄考中了状元，老爹却没有挨骂，这是因为杨慎兄名声太大，水平太牛，牛到大家达成共识，如果杨慎考不中，那才说明考试有问题。



    同样的命运似乎又降临到了徐渭的身上，他名闻天下，才高八斗，去参加小小的乡试，所有的人都认为，中举对他而言，不过是个名次问题。



    可是上天偏偏要玩徐渭一把，他第一次参加乡试，没有考中。没关系，擦擦汗，三年后接着考。



    第二次，徐渭又没有考中，老天爷玩了他第二把。



    同样的游戏发生在三年后，徐渭第三次落第了。



    郁闷到极点的徐渭遇到了一个无法解答的难题——为什么就是考不中呢？



    正是在这人生最艰难的时候，他遇见了改变他一生的人——胡宗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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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次追击战失利后，打了败仗的胡宗宪已经不是浙江巡抚了，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位仁兄非但没有降职，反而升任了总督。



    因为他的靠山赵文华充分地发挥了自己栽赃的特长，不但把有功的曹邦辅贬了官，还顺带捎上了当时的总督杨宜，硬给他背了个领导责任。



    于是曹邦辅和杨宜就此走人，胡宗宪成为了新任总督，他终于可以全力以赴地开始自己的雄图大业。



    在这之后不久，他听说了关于徐渭的种种传说，经过实际考察，他决定收编这位才子，作为自己的幕僚参谋。



    胡宗宪天性聪明绝顶，是一个十分自负的人，他虽然逢迎赵文华和严嵩，但在心底里却根本瞧不起这两个人，而此时的他，更是威风八面，上有严嵩撑腰，下有心腹爪牙，除了福建和浙江外，连南直隶、广东各省都要卖他的面子。



    这也就罢了，偏偏这位胡总督还是个相当可怕的人，据史料记载，胡宗宪生来相貌非凡，而且有一种逼人的气势，不怒自威，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官威，令人望而生畏。



    比如俞大猷，这位同志是出名的硬骨头，敢于坚持原则，不怕丢饭碗，外加还有一身纵横天下的武艺，曾有人戏言，就算他死了，黑白无常都不敢来带他走。



    但就是这么一位响当当的大侠，浙江军分区司令员，每次遇到胡宗宪的时候都小心翼翼，连头都不敢抬，有时还会发抖。



    相对而言，徐渭的层次实在太低，连个举人都考不中，虽然有名，也只是个有名的穷光蛋而已。



    现在总督看上了穷光蛋，打算请他当幕僚（师爷）。在绍兴一带，当师爷是常事，但能遇到胡宗宪这样的大主顾，还是可遇不可求的，更何况是人家主动来请，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徐渭还是比较直率的，面对总督的使者，他用一口流利的绍兴话快速作出了回答，但他说完之后，使者却一动不动——实在听不懂。



    无奈之下，使者请来了翻译，这才了解了徐渭的意思，真可谓是言简意赅——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谁让你来，你让他来！



    面对这位超级牛人，使者也无话可说，只好乖乖回去，哆哆嗦嗦地转达了这位穷秀才的原话。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一贯狂傲不羁的胡宗宪竟然没有发火，他思索片刻，便对下属说道：我去找他。



    骄横的胡总督竟然让步了，让步给一个穷秀才，这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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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事实证明，胡总督没有做亏本买卖，和这位穷秀才后来作出的贡献相比，别说是让步，让他磕头他都值了。



    自古以来，风流才子就是很多高官拉拢的对象，但实际上，这些所谓才子除了吟诗作对、附庸风雅外，并没有任何作用。比如著名的王羲之、王徽之父子，字写得很好，诗文也很不错，但在日常工作中，他们则应该直接被划入低能一族。



    王羲之就不说了，官做得不小，却几十年如一日领工资，混日子，他的儿子王徽之更离谱，这位仁兄曾在军中当过骑兵参军，多少也算个武官，但整天只是东游西荡，啥事不干，浑似梦游。有一天，有人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王徽之同志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



    “我经常看见有人牵着马在我前面走，我可能是管马的。”



    在历史中，这种才子兼白痴可谓是数不胜数，而徐渭似乎也应归入此类。



    因为徐渭的情况和以上两位十分类似，他身负盛名，且多才多艺，十分擅长书法、绘画、诗文，齐白石老先生看了他的画，便愿意到他门下当条狗，虽是个人意愿不好推广，倒也充分体现了徐渭的绘画水平。



    然而对于大众的厚爱，徐渭兄却十分低调，极其谦虚，从他的自我评价中可见一斑：



    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



    照这个说法，让后人敬佩不已的高超画技，竟然是徐渭先生最不用心（相对而言）的专业，实在是耸人听闻。



    万幸的是，徐渭先生并不孤独，因为据我所知，还有一位广为人民群众传颂的人，也有着相同的绘画水平，他就是著名的神笔马良同志。



    牛到这个程度，也算是相当可以了，然而牛得上了天的徐渭先生，在现实生活中却是相当失败，读了二十多年书，连举人都考不中，基本生活也无法保障，似乎比那位王徽之也好不了多少。



    可是胡宗宪依然亲自前去拜访了他，操着一口徽州话，连说带比划，糊弄了半天，终于把人带了回去。



    胡宗宪是一个喜欢实干的人，极度讨厌说空话的文人，而他之所以对徐渭如此看重，如获至宝，只是基于自己的一个直觉判断——除了诗词书画外，这个人还有着更为出众的能力。



    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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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徐渭对自己的能力排序是错误的，因为他最突出的能力既不是绘画，也不是书法，更不是诗词，而是兵法。



    徐渭是一个精通兵法的人，且绝非纸上谈兵，这也是个怪事，胡宗宪懂兵法，那是在边界喝了几年风，看了无数死人，千辛万苦才有所悟。



    徐秀才天天坐在家里，也没机会上战场观摩，光凭几本兵书就熟知兵法作战，只能说他太有才了。



    就这样，穿着一身破衣烂衫的徐渭，大摇大摆地进了总督府，他也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好吃好穿不说，看见什么好就拿什么，除了胡宗宪的老婆，没有他不敢开口要的。



    更为滑稽的是，这位仁兄吃饱了饭后，就喜欢四处瞎转悠，不分场合不分地点，有一次胡宗宪在议事堂召开重要军事会议，与会者包括俞大猷、卢镗等高级将领，大家正屏气凝神地听胡总督训话，徐渭突然闯了进来。



    看见这位师爷门都不敲，疾行而入，胡宗宪还以为有何紧急事务，当即闭上嘴，等着徐先生的指示，总督不说话，自然没人敢出声，于是会场一片寂静，大家聚精会神地看着这位天外来客。



    徐师爷果然不同凡响，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中，他一言不发，轻松自如地绕场一周，然后扬长而去。



    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半天才回过神来：这人莫不是个神经病吧？



    胡宗宪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对下属也缺乏耐心，动辄质问谩骂，谁要敢在他开会的时候来这么一手，打个半死拖出去喂狗也不奇怪。

然而对这位拿他开涮的穷秀才，胡宗宪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容忍，压根就没提过这事，放任不管。



    胡宗宪的谦虚谨慎收到了回报，在度过开始的磨合期后，徐渭开始映射出耀眼的光芒，他的文笔极好，切中要点，上至皇帝，下到县府，胡宗宪的一切来往公文都由他包办，连老牌公文专家严嵩都几次来信，表扬胡宗宪的公文写作。



    然而对胡宗宪影响深远的，并不是这些往来文书，而是一次不经意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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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总督的胡宗宪原本以为，在他的光辉领导下，倭寇之乱可以很快平息，但自嘉靖三十四年（1555）后，这场祸乱却越发严重，抢劫犯们越来越勤奋，每年都要来光顾几十次。胡宗宪不肯示弱，分兵出击，全力进剿，结果却是败多胜少，入不敷出。



    就在胡宗宪又一次为战败抓耳挠腮、苦思对策的时候，徐渭来到他的身边，对焦头烂额的总督大人说了这样一句话：先定大局，谋而后动。



    胡宗宪就此找到了通往胜利的道路。



    他终于醒悟，原来一直以来，自己都在为一城一池之得失拼命，而获取胜利的关键，他却从未把握。



    撩开了前方的重重迷雾，胡宗宪终于发现，在那些乱七八糟的渔民、海盗、日本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的背后，隐藏着两个真正的对手。



    汉奸？海盗？



    实事求是地讲，日本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倭寇军的主力，绝非是智商有何过人之处，只是因为他们脑子一根筋，打仗不怕死，总是冲在最前面，正是所谓好用又结实。



    而根据史料记载，这帮远道而来的日本抢劫犯基本不识路，脑袋也不好使，如果让他们自己上岸转悠，没准就被人贩子给卖了。



    其实日本人到中国沿海混饭吃，从朱元璋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但两百多年你抢我抓，也没出什么大乱子。嘉靖年间，倭寇之所以如此庞大，且有组织、无纪律，实在要拜两位仁兄所赐，这两个人，一个叫汪直，另一个叫徐海。



    汪直，是明史上的称呼，其他史书大都称王直，十分凑巧，这位兄台正是胡宗宪的老乡，他也是徽州人，要说起这位兄弟的传奇经历，那实在是三天三夜都讲不完。



    在许多史书上，汪直的定义大致如此：生性狡诈偷鸡摸狗，后游荡到日本，勾结倭寇，为日本人带路进犯中国，是罪大恶极的狗汉奸。



    这的确是一个极其醒目，且振奋人心的结论，但在我看来，它很有可能是错误的。

    而且至少我可以肯定一点：汪直不是汉奸。



    请诸位热血青年先不要忙着抄家伙，等我讲完再动手也不迟，本人不是翻案一族，也无意向这方面发展，下此结论，只是因为汪直不符合汉奸的定义。



    什么是汉奸？在嘉靖年间，所谓汉奸，就是给日本倭寇干活的人。



    按此标准，汪直实在不够格，因为这位兄台确实没帮日本人干活，恰恰相反，是日本人给他打工。

飞扬在天

汪直，号五峰，其实那一切传奇风波的起始，只是因为一桩生意。



    作为胡宗宪的最强对手，汪直自幼就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不过很可惜，他的聪明并不在读书上。



    汪直的脑袋似乎很难接受四书五经的信号，读书对他而言是一种折磨，所以机灵的他很快就给自己找到了另一条出路——做生意。



    一般人做生意，都是由小做起，先得摆地摊、开杂货店，慢慢地才能倒钢材、卖军火。而汪直却大为不同，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汪老板的生意起点相当高——国际贸易。



    所谓国际贸易，说穿了就是把国内的货卖到国外，再倒回来。汪直很明白，在街头卖香烟是很难发财的，只有转口贸易才能致富。在明代，海上贸易是被明令禁止的，所谓“片板不得下海”，抓住了不是闹着玩的，但是历史无数次证明，棍棒打不倒经济规律，发家致富的意志和决心是无法阻拦的。



    汪直就是早期下海的发起人之一，他找到了一个叫徐惟学的合伙人，说服他一同外出经商，这个徐惟学也不是善类，早年还干过几年强盗，心一横变卖了家产也下了海。



    汪直的第一笔贸易是在广东进行的，他带着货物在一个深夜悄悄出海，向着更远的南方驶去。



    在今天的东南亚一带，汪直以极为悬殊的价格卖出了他的货物，当巨额的利润流入口袋的时候，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兴奋。



    于是他下定决心，赌上自己的一切，把这笔生意做到底。



    随着生意的不断进行，汪直的船队越来越庞大，手下越来越多，利润也越来越丰厚，汪老板终于成功致富，成为众人模仿的榜样。



    如果事情就此打住，应该还不算太坏，汪直的行为从法律上定义，应该算是走私，而最坏的结果无非是树大招风，被省长兼海关关长胡宗宪盯住，然后在某一次走私中被查私大队长俞大猷抓住，之后判刑、流放或是杀头。



    但汪老板的欲望是无法满足的，见好就收也绝不是他的人生信条，不久之后，他终于做出了一个改变无数人命运的选择。



    东南亚的业务潜力已经不大了，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汪老板决定转向日本市场。原因很简单——日本人的钱好赚。



    就地理而言，日本实在是个鸟不生蛋的地方，除了火山和地震外，差不多什么都缺，汪直贩运货物到这里，想开多高价就开多高价，独此一家，爱买不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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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提高日本的生活水平外，汪老板还为减少日本人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因为在提供日常物品的同时，他还走私一种十分特别的货物。



    其实这种货物大家并不陌生，在国家贸易品的排名中，近几百年来，它始终盘踞排行榜第一名——军火。



    在东南亚贸易中，汪直和葡萄牙人成了铁哥们，葡老外们喜欢中国的瓷器、茶叶，口袋里却没钱，只好拿枪去换，且唯恐汪直不收，所以价格便宜，算是半卖半送。



    汪直充分发挥了奸商的本色，每次都表现得极其为难，还经常表示下不为例，结果一转手，就把它们送到了日本，以十倍的价格。



    别说十倍，就是一百倍，估计日本人也照买不误，当时正是战国时代，彼此之间打来打去不亦乐乎，大刀长矛也用腻了，大家都改玩枪了。



    在汪直的订货名单中，岛津、织田等诸侯都是大客户，汪老板还比较讲信用，有时还会去调查战争杀伤情况，确保售后服务。



    当然了，在贸易进行中，也有一些不和谐的插曲，东南亚和浙江沿海向来是海盗聚集地，汪直的船队经常由于目标太大，被人抢劫，汪老板气得不行：我运的是军火，你竟敢抢我？！



    一怒之下，他组织了私人武装，开始还只是护航，后来发现海盗这活儿来钱更快，索性兼职干起了海盗，就这样，汪直由一个海外淘金者变成海商，最后又成为了武装走私集团的头目。



    然而这远不是终点，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大，汪氏海外贸易有限公司兼海盗无限集团急需寻找一个固定的办公场所。当然困难是存在的，嘉靖先生虽说忙着修道，但绝不会允许汪老板在他鼻子下面开办事处。



    为了公司的长远发展，汪直决定把总公司搬到日本，具体位置在日本九州南部（今日本冲绳附近），他在那里占据了一片地方，作为自己的基地。



    汪老板的生意做得很大，他不但有大型船队，私人武装，还过了一把皇帝瘾，在他的辖区内，住着四千多名中国移民，服从他的管理，他还雇用了很多来找工作的日本人，身体好的担任保镖或是打手，体格差的就安排扫大街，当下人使唤。



    汪直对公司的发展十分满意，还给自己的这片自留地取了个名字——“宋国”。



    必须说明的是，汪老板在日本开公司，是没有经过当局允许的，也没有到有关部门注册，成立多年一分税钱也没交过。这事往大了说，就是非法侵占他国领土，是对国家尊严的大胆挑衅。



    但从头到尾日本人连个屁都不敢放，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