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长篇连载]明札记

飞扬在天

无以伦比的天赋，以及二十多年朝廷打滚的政治经验，最终拯救了张居正，让他做出了一个极为准确的判断：
    “高拱依然是信任我的。”

    继续隐藏下去，等待时机的到来。

    隆庆六年（1572）五月二十六日，机会来临。

    隆庆皇帝终于不行了，这位太平天子做了二十多年的替补，却只当了六年的皇帝，估计是当年压力太大，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加上一大群言官口水乱飞，他有没有他爹那种心理素质，一来二去就一病不起。

    这位循规蹈矩的皇帝知道自己不能干，所以把工作交给能干的人，在他统治期间，经济得到发展，百姓安居乐业，连蒙古人都消停了，也算是相当不错了。

    一句话，他是个老实人。

    就在这一天，这位老实人感觉自己快要不行了，便紧急下令，召见三个人，他们分别是高拱、张居正，以及刚刚入阁不久的高仪。

    这里说一下这位高仪，虽说他姓高，却绝非高拱的亲戚，这位兄台当年是高拱的同班同学，几十年勤勤恳恳，小心谨慎，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实人，老实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比如当年他做礼部尚书的时候，家里的房子失了火，烧得一干二净，好歹是个正部级干部，重新盖一座就是了。

    可是高仪却极为另类，他自己没钱，也不向组织开口，竟然找了个朋友家借住，而且一直到死，也没买过房子，就这么凑合了十几年。

    所以很明显，高拱拉这个人入阁，就是用来凑数的，在他看来，高仪不过是个老实本分，反应迟钝的人，然而此后的事情发展告诉我们，他或许老实，却绝不迟钝。

    在接到入宫的命令后，高拱立刻意识到皇帝可能不行了，为了不耽误事，他撒腿就跑，据史料记载，这位仁兄连轿子都没坐，六十多岁的老头，一溜烟从东安门跑进东华门，终于在皇帝咽气之前抵达目的地，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顺便说一句，这条路线今天还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着跑跑，从东安门起始，跑进故宫乾清宫（记得带钱买票），体验古迹之余也可以缅怀一下先人。

    当高拱到达寝宫时，才发现有五个人已经先他而来，他们分别是皇后、太子朱翊钧、太子生母李贵妃、张居正，以及那个他最为讨厌的人——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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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看似平常的人员组合，前三个人先到场是正常的，他们住得近，张居正比自己先到，也还情有可原，毕竟这小子年轻跑得快，冯保是司礼监秉笔，是皇帝的秘书，过来凑凑热闹，似乎也说得过去。

    所以紧要关头，高拱也没多想，奔着半死不活的皇帝去了。

    然而他万没想到，张居正之所以早到，是因为他早就从冯保那里得到了消息，而冯保之所以在场，是因为他策划已久的阴谋即将在此实现。

    看见高拱来了，已经在阎王登记本上签了名的皇帝，似乎又撤了回来，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对这位陪伴他三十余年，历经坎坷共赴患难的朋友、老师，说出了最后的话：

    “太子年纪还小，天下大事，就麻烦先生你了。”

    讲完，走人。

    隆庆六年（1572）五月二十六日，隆庆皇帝朱载垕驾崩，年三十六。

    皇帝死了，按照惯例，大家都得哭一场，无论真心假意，该走的程序还是得走，同理，按照惯例，哭完了就该商量遗产、权力方面的问题。

    此时，最自信的人是高拱，皇帝死前都说了，太子交付给我，还有谁能取代我不成？

    从法律的角度上讲，皇帝大人对高拱提出要求，这叫口头要约，而高拱答应了这个要求，这叫口头承诺，然而事实证明，无论是要约还是承诺，都比不上合同。

    高拱同志就是吃了不懂法的亏，因为就在他最得意的时候，原先站在一旁死不吭气的冯保行动了——他拿出了合同。

    这份所谓的合同，就是遗诏。

    关于这份合同的内容，就不多介绍了，大体也就是些我干过什么错事，对不起国家人民，对不起劳苦大众，现在我死了，请诸位多多照顾我儿子之类，但当高拱看到那句关键的话时，当即暴跳如雷：

    “着令司礼监掌印太监与内阁大学士共同辅政！”

    这回算是反了天了。

    在明代两百多年的历史中，太监即使再猖獗，哪怕是王振、刘瑾这样的超级大腕，担任辅政也是痴心妄想，这是有道理的，毕竟大家都是明白人，跟着个太监能学到啥呢？

    然而这个例竟然在自己手上给破了，高拱气得七孔冒烟。

    更何况，按规定，遗诏应该是我来拟的，皇帝死得急，没来得及写，大家也都理解，现在你冯保竟然搞出一份遗诏，天上掉下来的？！

飞扬在天

但是激动归激动，毕竟人刚死不久，孤儿寡母在眼前，闹起来也不好看，况且遗诏也没指明冯保辅政，司礼监掌印太监还是自己的人，有帐慢慢算，咱们走着瞧。

    只过了一天，高拱就知道自己错了。

    第二天，另一条遗旨颁布：原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退休，由秉笔太监冯保接任。

    原来如此！

    瞧不起太监，偏偏就被太监给耍了，高拱终于发现，他已经陷入了一个圈套，局势十分不利。

    但老滑头毕竟是老滑头，在短暂惊慌之后，高拱恢复了镇定，叫来了自己的心腹大臣雒遒、程文，整夜商议之后，他们订下了一个几近完美的攻击计划。

    这一天是隆庆六年（1572）六月八日，高拱相信，胜券已经在握。

   唯一的漏洞

    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日，第一波攻击开始。

    这一天，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刚刚上班，便收到了一封呈交皇帝的奏疏，作者是高拱，他立即打开阅览，却被惊得目瞪口呆。

    奏疏的大致内容是说：太监不过是下人，却一直参与政治，我高拱实在看不过去，特向皇帝陛下建议，收回司礼监的权力，并对敢于乱凑热闹的有关人等进行严惩。

    冯保懵了，却并非因为恐惧，而是他怎么也想不通，高拱为何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对这封奏疏中的建议，冯保早有心理准备，高拱兄每日磨刀霍霍，动手是迟早的事情，但用这种方式直接上奏，却着实让人匪夷所思。

    因为虽说大臣的奏疏是直接呈送皇帝的，但那已是朱元璋时代的事情了，随着皇帝越来越懒，许多文书都是由太监转呈，皇帝往往看也不看，就丢给内阁，让内阁票拟处理意见，然后再转给司礼监批红盖章，事情就算结了。

    这就奇怪了，你高拱明明知道皇帝小，不管事，文件都是我盖章，怎么还会上这样的东西，难道你指望我精神失常，打自己耳光不成？

    冯保把脑袋想破，也没明白怎么回事，但这个事总得解决，于是他扣住了奏疏，没有转交内阁，而是自己代替皇帝，在上面批了六个字，然后批红盖章，还给了高拱。

    这六个字是：“知道了，遵祖制”。

    这又是一句传说中的废话，什么祖制，怎么遵守？

    然而高拱却并不生气，因为这早在他的意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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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拱明知这六个字出自冯保的笔下，却只是冷笑了一声，对同在内阁的张居正与高仪说了这样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



    高仪摇了摇头，张居正笑了。



    冯保，你尽管闹吧，很快你就会知道我的厉害。



    高拱没有就此罢手，而是再次送上奏疏，并特地说明，皇帝公务繁忙，就不劳烦您亲自批阅了，把我的奏疏送到内阁就行，内阁有人管。



    谁管？不就是高拱嘛。



    高先生的意思很简单，翻译过来就是：冯保同志，我知道上次你当了一回皇帝，签了我的奏疏，这次就不劳烦你了，把我的奏疏交给内阁，当然，也就是交给我，我自己来签。



    一见这家伙又开始闹，冯保就头大，要私留文件可能要出麻烦，反正这封奏疏只是要个名分，那就给了你吧！



    一念之差，他把奏疏交给了内阁。



    这是一个差点让他送命的决定。



    高拱就是高拱，比冯保有文化得多，轮到他当皇上，大笔一挥唰唰唰，在自己的奏疏上批了十九个字，其大体意思是：



    “我看了你的奏疏，对时政非常有用，显示了你的忠诚，就按你说的办吧！”



    高拱表扬高拱，也算有性格。



    文件又送回了冯保那里，看了高拱的批复，他哭笑不得：自己跟自己玩有意思吗？但无奈之下，他还是盖了章。



    不就要个名分吗，你还能翻天不成？给你就是了。



    我要的就是一个名分，高拱得意地笑了，冯保，你还太嫩。



    这一天是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二日，计划圆满完成，第二波攻击即将开始。



    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三日，冯保最黑暗的日子来到了。



    一大早，工部都给事中程文上书，弹劾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罪大恶极，应予惩办，主要罪恶摘录如下：



    身为太监，竟然曾向先帝（隆庆皇帝）进送邪燥之药（春药），导致先帝因此而死。此外他还假传圣旨，以实现自己掌权的野心，总之一句话，奸恶之徒，罪不可赦！



    照程文兄的说法，不但冯保的官位是改圣旨得来的，连皇帝的死都要由他负责，这是把人往死里整。



    同日，礼部都给事中陆树德，吏部都给事中雒遒上书，弹劾冯保窃权矫诏，应予逮捕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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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是明的，要知道，程文、陆树德、雒遒都是都给事中，也就是所谓科长，手下都有一大批给事中科员，科长出马，科员自然也不会闲着，四处串联，拉关系闹事，京城里人声鼎沸，杀气冲天，不把冯保千刀万剐不算完事。



    冯保崩溃了，他这才知道高拱的厉害，但他已然束手无策，而且高拱手上还有那封批准免除司礼监权力的奏疏，找皇帝说理也没戏，冯太监彻底绝望了。



    事情十分顺利，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一步，天下将尽在我手！



    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四日　最后的准备



    高拱去拜访了两个人——张居正、高仪。虽说他一直以来都把这两个人当摆设，但毕竟是内阁同僚，要想彻底解决冯保，必须争取他们的支持。



    但高仪的态度让高拱很失望，无论高拱说什么，这位老同学兼老实人都只是点头，也不讲话，于是寒暄几句之后，高拱便离开了。



    张居正就截然不同了，他十分热情地招呼高拱，并尊为上宾，高拱感受到了同志般的温暖，随即将自己解决冯保的全盘计划告知了张居正，当然，最后他还是问了一句：



    “高仪那边已经没有问题，你怎么样？”



    张居正毫不迟疑地回答：



    “自当听从差遣！”



    为表示决心，他还加上了一句：



    “除掉冯保，易如反掌！”



    高拱满意地走了，他还要忙着去联络其他人。



    张居正也很忙，他要忙着去找冯保。



    至此，冯保终于知道了高拱的全部计划，然而在极度恐慌与愤怒之后，他才发现自己毫无办法，满朝都是高拱的人，骂人的言官都是对头，唯一的盟友张居正，也不过是个次辅，无济于事。



    冯保急了，张居正却丝毫不乱，他镇定地告诉冯保：有一个人可以除掉高拱。



    “谁？”



    “皇帝”。



    冯保恍然大悟，这段时间忙里忙外，圣旨都是自己写的，竟然把这位大哥给忘了，虽说他才十岁，但毕竟是皇帝，只要他下令解决高拱，那就没问题了。



    但是皇帝和高拱又没矛盾，他凭什么支持我们呢？



    面对着冯保的疑问，张居正陷入了沉思，很快，他就想起了一件事：



    “除掉高拱，只需要一句话而已。”



     张居正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不过，这句话还需要改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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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五日　　



    冯保一早就找到了皇帝，向他报告一个极为重要的情况：经过自己的缜密侦查，发现了高拱图谋不轨的阴谋。



    既然是阴谋，既然是图谋不轨，那自然要听听的，于是十岁的万历皇帝好奇地抬起头准备听故事，旁边站着紧张到极点的李贵妃。



    当然了，冯保是有犯罪证据的，且证据确凿，具体说来是一句话：



    “十岁孩童，如何做天子！”



    从“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到“十岁孩童，如何做天子”，只改了几个字，就从牢骚变成了谋反，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虽然张居正搞文字狱，耍两面派，狡诈阴险到了极点，但他还是说错了一点——真正能够解决高拱的，不是皇帝，而是皇帝他妈。



    皇帝他妈，就是李贵妃，通俗叫法是李寡妇。



    用这个称呼，绝无不敬之意，只是她确实是个寡妇，而且是非多。



    我在外地讲学的时候，曾几次谈到张居正，讲完后下面递条子上来提问，总有这样一个问题：据说李太后（即李贵妃）和张居正有一腿，不知是否属实。



    遇到这种情况，我总是十分认真地回答那位认真的求知者：不知道。



    我确实不知道，因为即使他们俩之间有什么冬瓜豆腐，史书也不会写，至于野史，张大人和李寡妇连孩子都有了，这种事情，乱讲小心被雷劈死。



    但这些传言充分说明，李贵妃是一个不一般的女人。她并不是什么名门闺秀，只是一个宫女出身，但据说人长得很漂亮，是宫里面的头号美女，而且工于心计，城府很深，是一块搞政治的材料。



    所以在当时，真正拿主意的并不是穿衣服都不利索的万历，而是这位李寡妇。



    于是李寡妇愤怒了，皇帝刚刚去世，你高拱竟然来这么一下，欺负我们孤儿寡母！



    为了把戏做全，做大，据说张居正也出场演了一回，还和冯保唱了双簧，说高拱准备废了万历，另立藩王，讲得有鼻子有眼。



    这下子连十岁的万历都憋不住了，张大人和冯太监的谎言深深地伤害了他幼小的心灵，直到后来高拱死了，他连个葬礼仪式都不批，可见受毒害之深厚。



    李贵妃就更不用说了，高拱那个干瘦老头，一看就不是好人，张居正自然不同了，不但有才能，而且长得帅，不信他还信谁？



    就这么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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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六日  成败就在今日



    高拱十分兴奋，因为一大早，宫里就传来了消息，命令六部内阁等机关领导进宫开会，在他看来，这必定是弹劾起了作用，皇帝要表态了。



    想到多日的筹划即将实现，高拱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一反常态，派人去找张居正与高仪一起走，他要所有的人都亲眼目睹他的胜利。



    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前几天还活蹦乱跳的高仪竟然病了，而且病得很重，什么病不知道，反正是不能走路。



    可见老实人虽然老实，却未必不聪明。



    张居正就更搞笑了，他的回答很干脆：



   “我前几天中暑,就不去了。”



    这个谎话明显没编好，不说中风瘫痪，至少也说你瘸了才好办，中暑又死不了人，大不了抬你去嘛。



    于是高拱再三催促，还说了一句之后看来很可笑的话，以鼓励张居正：



    “今天进宫理论，如果触怒皇上，我就辞职不干了，你来当首辅！”



    张居正连忙摆手，大声说道：



    “哪里，哪里，不要开这样的玩笑！”



    首辅嘛，我是要当的，不过，无须你让。



    禁不住高拱的一片热情，张居正还是上路了，不过他说自己不太舒服，要慢点走，高大人你先去，我随后就到。



    这么看来，张居正还算个厚道人——至少不愿看人倒霉。



    高拱兴冲冲地朝早朝地点无极殿走去，却意外地发现，一个手持圣旨的人已经站在了道路中间，于是他跪了下去，准备接受喜报：



    “先帝宾天（即挂）之日，曾召集内阁辅臣，说太子年幼，要你们辅政，但大学士高拱却专权跋扈，藐视皇帝，不知你到底想干什么？”



    骂完了，下面说处理结果：



   “高拱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从听到专权跋扈四个字开始，高拱就陷入了半昏迷状态：明明是自己找人黑了冯保，怎么会被人反攻倒算？这位几十年的老江湖彻底崩溃了，从精神，到肉体。



    据史料记载，这位兄台当时的表现是面如死灰，汗如雨下，趴在地上半天不动窝。



    但这里毕竟是宫里的御道，你总这么占着也不是个事，高先生还没有悲痛完，就感觉一双有力的手把自己扶了起来，所谓雪中送炭，高拱用感激的眼神向身后投去了深情地一瞥，却看见了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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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居正没有食言，他还是来了，时间刚刚好，圣旨念完，人还没走。看起来，他刚知道这个消息，脸上布满了痛苦的表情。



    刚看到张居正时，高拱险些产生了错觉，明明是自己被罢了官，这位仁兄怎么比我还难受，活像死了亲爹？



    但张居正没有让他想太久，当即叫来了两个随从，把高学士扶了出去。



    高拱的命运就此终结，他聪明绝顶，历经三朝，审时度势，在狂风暴雨中屹然不倒，熬过了严嵩、赶走了赵贞吉、殷士儋以及一切敢于挡路的人，甚至连徐阶也被他一举拿下，最后却败在了这个人的手下，这个他曾经无比信任的同志与战友。



    啥也别说了，这就是命。



    离开皇宫的高拱却没有心思去想这些，他必须马上就走。因为圣旨的命令是“不许停留”，说滚就滚，没有二话。



    这是一个十分严厉的处理，一般官员被罢职，都能领到一张通行证，凭着证件，可以免费领取马匹，在路上还可以住官方招待所（驿站），毕竟为朝廷干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给个人性化待遇不过分。



    然而高拱却分毫没有，只等到了一群手持刀剑的大兵，催促他赶紧滚蛋，于是这位曾经权倾天下的大哥只好找了几头骡子，将就着出了城，后面的人还不依不饶，一直把他赶出二十里外才回京，真是有够狠。



    离开了京城，刚刚喘口气，却又遇上一个等候他们多时的人，与当兵的不同，这个人手上拿着一样高拱急需的东西——驿站使用通行证。



    然而高拱却没有接受，因为这位兄弟自报了家门：张大学士派我来的。



    张居正实在很体贴，他一手导演了那道圣旨的诞生，自然也知道高拱的待遇，所以他派人等在这里，就当是送给高拱的退休礼物，朝廷第一号善人非他莫属。



    何谓善人？



    做好事要不留名，做坏事要擦屁股，这就叫善人。



第一个独裁者



    高拱愤怒了，他不是白痴，略加思考，就明白自己上当了，这个所谓的战友同志，竟是个不折不扣的叛徒败类，然而为时已晚。



    赶我走的是你，送我通行证的也是你，既上香又拆庙，你装什么孙子？



    所以他用自己剩下唯一的方式表示了抗议——不收。

飞扬在天

气鼓鼓的高拱扭头就走，在此后的岁月中，他埋头于学术研究，偶尔也骂一骂张居正，为表示对此人的蔑视，他给了这位昔日同事一个响亮的称呼——荆人（张居正是湖广荆州人）。



    人走了，事情也该完了，这是高拱的想法。



    然而事实证明，他实在是高估了张居正的道德水平，玩死人不偿命的把戏还在后头。



    此时，最为得意的莫过于张居正了，他巧妙地利用了冯保与高拱的矛盾，只出了几个点子，就整倒了这位老到的政治家，为这个延续了三十余年的死亡游戏画上了句号。



    自嘉靖二十七年起，在嘉靖的英明怠工下，大明王朝最为优秀的六位天才开始了角逐，除了一边看热闹的杨博外，大家都赤膊上阵，近身肉搏，徐阶等死了陆炳，除掉了严世藩，把持了朝政，却被高拱一竿子打翻，家破人亡，之后高调上台，风光无限。



    然而胜利最终却属于一直低调的张居正，他等到了最后，也熬到了最后，在暗处中用一记黑枪干掉了高拱，成为了游戏的终结者。



    严嵩输给了徐阶，不是正义战胜邪恶，而是他不如徐阶狡猾，徐阶输给了高拱，不是高拱更正直，而是因为他更精明，现在，我除掉了高拱。所以事实证明，我才是这个帝国最狡诈，最杰出的天才。



    再见了，我曾经的朋友，再见了，我曾经的同僚，你的雄心壮志，将由我去实现。



    其实我们本是同一类人，有着同样的志向与抱负，我也不想坑你，但是很可惜，那个位置实在太挤。



    大臣是我的棋子，皇帝是我的傀儡，天下在我的手中，世间已无人是我的对手。



    好吧，那么开始我的计划吧，现在是时候了。



    一般说来，当官能混到张居正这个份上，也就算够本了。



    高拱走了，内阁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但凡有什么事情，都由他批示处理意见，批完后，去找死党冯保批红、盖章。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而皇帝同志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这位仁兄刚十岁，能看懂连环画就算不错了，加上皇帝他妈对他还挺暧昧，孤儿寡母全指望他，朝中大臣也被他治得服服帖帖，一句话，从高拱走的那一刻起，大明王朝的皇帝就改姓张了。



    而现在，张皇帝打算干一件朱皇帝干不了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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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中国历史，一个老百姓家的孩子，做文官能做到连皇帝都靠边站，可谓是登峰造极了，要换个人，作威作福，前呼后拥，舒舒坦坦地过一辈子，顺便搞点政绩，身前享大福，身后出小名，这就算齐了。



    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张居正不是小名人，是大名人，大得没边，但凡有讲中国话的地方，只要不是文盲村，基本都听过这人。



    之所以有如此成就，是因为他干过一件事情——改革。



    什么叫改革？通俗的解释就是，一台机器运行不畅，你琢磨琢磨，拿着扳手螺丝刀上去鼓捣鼓捣，东敲一把，西碰一下，把这玩意整好了，这就叫改革。



    看起来不错，但要真干，那就麻烦了，因为历史证明，但凡干这个的，基本都没什么好下场，其结局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改了之后，被人给革了，代表人物是王安石同志，辛辛苦苦几十年，什么不怕天变，不怕人怨，最后还是狼狈下台，草草收场。



    另一种则更为严重，是改了之后，被人革命了，代表人物是王莽，这位仁兄励精图治，想干点事情，可惜过于理想主义，结果从改革变成了革命，命都给革没了。



    由此可见，改革实在是一件大有风险的事情，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两个字——利益。你要明白，旧机器虽然破，可大家都要靠它吃饭，你上去乱敲一气，敲掉哪个部件，没准就砸了谁的饭碗，性格好的，找你要饭吃，性格差的，抱着炸药包就奔你家去了。总之是不闹你个七荤八素誓不罢休。



    如果把天下比作一台机器，那就大了去了，您随便动一下，没准就是成千上万人的饭碗，要闹起来，剁了你全家那都是正常的。



    所以正常人都不动这玩意，动这玩意的人都不怎么正常。



    然而张居正动了，明知有压力，明知有危险，还是动了。



    因为他曾见过腐败的王爷，饿死的饥民，无耻的官员，因为他知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能靠神仙皇帝。因为他相信，穷人也是人，也有生存下去的权利。



    因为在三十余年的勾心斗角，官场沉浮之后，他还保持着一样东西——理想。

飞扬在天

在我小时候，一说起张居正，我就会立刻联想到拉板车的，拜多年的胡说八道教育所赐，这位仁兄在我的印象里，是天字第一号苦人，清正廉明，努力干活，还特不讨好，整天被奸人整，搞了一个改革，还没成功，说得你都恨不得上去扶他一把。



    一直十几年后，我才知道自己被忽悠了，这位张兄弟既不清正，也不廉明，拉帮结派打击异己，那都是家常便饭，要说奸人，那就是个笑话，所有的奸人都被他赶跑了，你说谁最奸。



    更滑稽的是，不管我左看右看，也没觉得他那个改革失败了，要干的活都干了，要办的事都办了，怎么能算失败？



    所以我下面要讲的，是一个既不悲惨，也不阴郁的故事，一个成功的故事。



    在张居正之前，最著名的改革应该就是王安石变法，当然，大家都知道，他失败了。



    为什么会失败呢？



    对于这个可以写二十万字论文的题目，我就不凑热闹了，简单说来一句话：



    王安石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自以为聪明，而张居正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自以为愚蠢。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存在的东西，必有其合理性，否则它就绝不会诞生。而王安石不太懂得这个道理，他痛恨旧制度，痛恨北宋那一大帮子吃闲饭的人，但他不知道的是，旧有的制度或许顽固，或许不合理，却也是无数前人伟大智慧的结晶，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的人，都是无以伦比的聪明人，比所有自以为聪明的人要聪明得多，僵化也好，繁琐也罢，但是，能用。



    所以这位老兄雄心勃勃，什么青苗法搞得不亦乐乎，热火朝天，搞到最后却不能用，所以，白搭。



    而张居正就不同了，他很实在。



    要知道，王安石生在了好时候，当时的领导宋神宗是个极不安分的人，每天做梦都想打过黄河去，解放全中国，恨不得一夜之间大宋国富民强，所以王安石一说变法，就要人有人，要钱有钱。



    相比而言，嘉靖就懒得出奇了，反正全国统一，他也没有征服地球的欲望，最大的兴趣就是让下面的人斗来斗去。张居正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从小翰林到大学士，他吃过苦头，见过世面，几十年夹缝中求生存，壮志凌云，那是绝对谈不上了。



    所以在改革的一开始，他就抱定了一个原则——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具体说来，就是我不砸大家的饭碗，大家也不要造我的反，我去改革，大家少贪点，各吃各的饭，互不干扰。



    改而不革，是为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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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上天也想成全张居正，他刚接任首辅，大权在握不久，就获知了另一个好消息——高仪死了。

    高仪同志不愧是天下第一老实人，自从高拱被赶走后，便开始寝食不安，唯恐张居正手狠心黑，连他一锅端了，日复一日，心理压力越来越大，一个月后就吐血而死，去阎王那里接着做老实人了。

    对高仪的死，张居正丝毫不感到悲痛，因为从根子上说，他和高拱是同一类人，却比高拱还要独裁，看见有人在眼前晃悠就觉得不爽，管你老实不老实，死了拉倒。

    其实这也怪不得张居正，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共同创业的人大都逃不过“四同”的结局——同舟共济——同床异梦——同室操戈——同归于尽。

    于是自嘉靖登基时起，经过五十余年的漫长斗争，张居正终于一统天下，上有皇帝他妈支持，下有无数大臣捧场，外有亲信戚继光守边界，内有死党冯保管公章，皇帝可以完全无视，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比真皇帝还皇帝，一呼百应，真正实现了团结。

    把所有不服你的人都打服，敢出声就灭了他，所有人都认你当老大，这就叫实现团结。

    团结之后的张居正终于可以实现他的理想了，这就是后来被无数史书大书特书的“张居正改革”。

    说起改革，总有一大堆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背景、意义等等等等，当年本人深受其害，本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就不罗嗦了，简单说来，张居正干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叫做一条鞭法。这个名字很不起眼，但这件事情却极其重大，用今天的话说，那是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因为这个跨时代的一条鞭法，改变了自唐朝以来延续了八百余年的税制，是中国赋税史上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变。

    上面这段话是我在历史论文中用的，看了头晕也别见怪，毕竟这话不说也不行，把伟大意义阐述完了，下面说实在的，保证大家都能看懂：

    自古以来，国家收税，老百姓交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毕竟朱重八等人不是慈善家，出生入死打江山，多少得有个盼头。

飞扬在天

怎么收税，各朝各代都不同，但基本上税的种类还是比较固定的，主要分为三块：

    一是田税，皇帝拼死拼活抢地盘，你种了皇帝的地，自然要交钱。

    二是人头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百姓都是皇帝的子民（都是他的资源），有几个人交几份钱，这是义务。

    三是徭役，说穿了就是苦力税，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遇到修工程，搞接待的时候，国家不但要你出钱，有时还要你出力。两手一起抓，一个都不能少。

    有人可能会说，要是我那里都是山，没田怎么办呢？或者说我有田，但不种粮食，又怎么办呢？这个你不用担心，国家早就替你想好了，权利可以不享受，义务绝对跑不掉。

    简单说来是有什么交什么，山里产蘑菇，你就交蘑菇，山里产木材，你就交木材，田里要种苹果，你就交苹果，要种棉花，你就交棉花，收起来放仓库，反正一时半会也坏不了。

    个把“刁民”可能会问：那我要是捕鱼的渔民呢，你又没冰箱，鱼总不能放着发臭吧？

    嘿嘿，放心，朝廷有办法，做成咸鱼不是照样交吗？跑不了你小子。

    中国的老百姓上千年就背着这么三座大山，苦巴巴地熬日子。

    实事求是地讲，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的统治者，除了某一些丧心病狂，或是急等用钱的人外，对百姓负担还是很重视的，田赋的比例基本都是二十比一（百分之五），或是十比一（百分之十），能收到五比一（百分之二十），就算是重税了。

    从这个数字看，老百姓的生活在理论上，还是能够过下去的。

    不过很可惜，仅仅是理论上。

    说起来是那么回事，一操作起来就全乱套。

    因为在实际执行中，各级官吏很快发现，能钻空子捞钱的漏洞实在是太多了：比如你交苹果，他可以挑三拣四，拿起一个，说这个个头小，算半个，那个有虫眼，不能算。你交棉花，他可以说棉花的成色不好，抵一半，你也只能回家再拉去。

    这还是轻的，最大的麻烦是徭役。因为田赋和人头税多少还能见到东西，县太爷赖不掉，徭役可就不好说了，修河堤、给驿站当差、整修道路，这都是徭役，完成了任务，就算完成了徭役。

    那么谁来判定你是否完成任务呢？——县太爷。


1107]


    这就是所谓的黄鼠狼看鸡了，遇到良心好的，还能照实记载，遇到不地道的，就要捞点好处，你要没钱，他就大笔一挥——没干，有意见？这事我说了算，说你没干就没干，你能咋地？



    事实证明，在当时，除了一小部分品行较好的人外，大多数朝廷官员还是不地道的，是不值得信任的，有漏洞不钻，有钱不捞，这个要求实在有点高。总之是一句话，玩你没商量。



    无数的老百姓就是这样被玩残的，朝廷没有好处，全被地方包干了。



    此外，这一收税制度还有很多麻烦，由于收上来的都是东西，且林林总总，花样繁多，又不方便调用。



    比如江浙收上来一大堆粮食，京城里吃不了，本地人又不缺，听说西北缺粮食，那就往那边运吧？一算，粮价还不够运输费。那就别折腾了，放在粮仓里喂老鼠吧。



    更头疼的是，各地虽然上交了很多东西，除了粮食，还有各种土特产，中药药材等等，却没有多少银两，这些玩意放在京城里又占地方，还要仓管费，遇上打仗，你总不能让当兵吃棉花，提几两药材当军饷吧。



    而某些吃饱饭的大臣无聊之中，想了个馊主意，说既然有这么多东西，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拿去给京城的官员们发工资，比如你是户部正六品主事，按规定你该拿多少工资，但到发钱那天告诉你，国家现金不够，我们现在只能发一部分钱和粮食给你，剩下的用棉花抵，不过你放心，我们到市场上估算过，如果等价交换，拿这些棉花绝不吃亏。



    奶奶的，老子辛辛苦苦干到头，就拿着这几袋棉花回家？老婆孩子吃什么？



    必须说明，这绝对不是搞笑，自朱元璋以来，明代官员都是这么领工资的，有时是粮食，有时是药材，个别缺了大德的皇帝还给纸币（胡乱印刷的不值钱），早上领工资，下去就去集贸市场兼职小商贩叫卖的，也绝不在少数。



    国家吃了亏，百姓受了苦，全便宜中间那帮龟孙了。



    于是张居正决定，改变这一局面，他吸取地方经验，推出了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内容很多，但最主要的，是颁布统一规定，全国税收由实物税变为货币税，明白点说就是以后不收东西了，统一改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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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命令，却有着绝不简单的历史意义。



    因为从此以后，不管是田赋、徭役还是人头税，都有了统一的标准，不是当官的说了算，交上来真金白银，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再任由官员忽悠。



    当然了，根据官员必贪定律，张居正也给大家留下了后路，因为各种物品如粮食、水果、药材、丝绸，都按照规定折算成银两上缴，而折算比率虽是由朝廷掌握，但地方上自然有特殊情况，适当照顾照顾，从中捞一笔，似乎也是很正常的。



    于是皆大欢喜，朝廷拿到的，是白花花的银子，老百姓也不用听凭官员糊弄，贪也好，抢也好，说好了宰一刀就宰一刀，至少日子好过点。官员们好处少了，但也还过得不错，就这么着了。



    所以事实证明，越复杂的政策，空子就越多，越难以执行，王安石就大体如此，一条鞭法虽然看似简单，却是最高智慧的结晶，正如那句老话所说：



    把复杂的问题搞简单，那是能耐。



    张居正和他的一条鞭法就此名留青史，并长期使用，而那三座大山也一直没动窝，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亩，将人头税归入田赋，才算化三为二（实际上一点都没减，换了个说法而已），徭役直到解放后才正式废除，而历史最为悠久的田赋，也就是所谓的农业税，前几年也正式得以停征。



    社会主义好，这是个实在话。



    张居正干的第二件事情，其实是由一封信引起的。



    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上书皇帝，当然了，其实就是上书给他自己，在这封自己给自己的信中，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月有考，岁有稽，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



    一个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政策就此诞生，而它的名字，就是此句的头尾两字——考成。



    这就是张居正改革的第二大举措——考成法。



    如果你不知道考成法，那很正常，但如果你没有被考成法整过，那就不正常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考成大致就相当于今天的考勤。



    张居正搞出了一整套制度，但他很清楚，制度是次要的，执行是主要的，指望自己手下这群懒汉突然良心发作，辛勤工作，那是天方夜谭。



    所以经过反复思索，张大学士想出了这个绝妙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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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居正的办法，就是记账。比如一个知府，每年开初就把要完成的工作一一列明，抄录成册，自己留一份，张居正那里留一份，到了年底一对，如果发现哪件事情你没做，那就恭喜你了，收拾东西准备去县城吧。



    如果你到了县城依然如此，对你的处分也依然如此，直到捆被子滚蛋为止。



    该法令适用范围近似于无穷大，从中央六部到边远山区，如不照办，一概都照章处理。



    按照以往规律，新官上任三把火，雄心勃勃一回，烧完之后该干嘛就干嘛，所有有些官兄也不在意，以为咬牙挺一挺就过去了，可他们把牙咬碎，也没等到完事的那一天。



    张居正这次是动真格的，真格到了有点恶心人的地步，比如万历三年（1576），有人反映，赋税实在太难收，你说收十万就十万，遇到欠收你让我去哪淘银子？



    事实证明，张学士还是很民主的，很快，他就颁布规定，从今以后地方赋税，只要收到一定数量，就算没收全，也可以不处分。



    但指标下来了，大家都高兴不起来，因为这个“一定数量”是九成。



    这明摆着是把大家涮着玩，我能收到九成，还用叫苦吗？然而张先生用行动告诉大家，收不收得到，那是你的事，处不处分你，那是我的事。



    第一个当火锅底料的，是山东的一群难兄难弟，运气实在不好，死收活收就是没收全，更可笑的是，其中有位仁兄，赋税收到了八成八，还是被咔嚓一刀，全部集体降级。



    于是从此以后，官员们一改往日作风认真干活，兢兢业业，只求年底弄个考核合格，那就菩萨保佑了，工作效率也得以大幅度提高。



    当然了，考成法能够实施，那还要靠张居正，要知道这位兄弟当年也是一路混过来的，朝廷里那些歪门邪道，贪污伎俩，他都清清楚楚，想当初他老人家捞钱的时候，下面这帮小年轻还在啃烧饼。如今最滑的老滑头当权，谁敢跟他玩花样。



    以上就是考成法的主要内容，但并非全部内容，因为事实上，张居正相当狡猾，在那封信中，他还偷偷夹杂了一句极为重要的话，以实现他的个人目的，这句话很不起眼，却是他死后被人清算的真正原因。



    这事留到后面讲，因为光荣事迹还没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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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居正的严厉督促下，官员们勤勤恳恳，努力工作，国家财政收入不断上升，自正德以来走下坡路的明朝，又开始爬坡了。



    内政蒸蒸日上的同时，明军的实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因为几位猛人的存在。



    戚继光自然是头把交椅，虽说他只是个总兵，职务比谭纶和王崇古要低，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个人的后台太硬，哪怕是兵部尚书，每次到蓟州视察，对戚总兵都是客客气气的。



    而事实也是如此，张居正对戚继光实在是好得过了头，下属不听话了，换！副手不听话了，换！上司不听话了，换！



    这么一搞，就把戚继光搞成了个无人敢碰的角色，大家都对他尊敬有加，偏偏这位戚大哥还很会来事，每次京城有领导来参观，他都要亲自作陪，请吃请喝请娱乐，完事还要送土特产，据说都是用车拉回去的，如此猛料的人物，谁惹？



    在戚继光之前，十七年间，蓟州总兵换了十个人，平均任期1.7年，没办法，这个鬼地方，天天有蒙古人来转悠，守这里不是被打跑，就是被打死，运气好的被抓回去追究责任，实在没法呆。



    但戚继光就不同了，他到这里之后，只打过几个小仗，之后一直镇守边界十六年，竟然没人敢来。



    究其原因，还是他守得太好，刚到边界不久，他就大力推广修建烽火台，把城墙连成一片，形成了稳固的防御体系，此外，他还大力发展火器，基本上是人手一杆枪。原先在浙江打日本人，好歹还用个鸳鸯阵，现在索性就不搭理人了，蒙古骑兵每次来，还没等挨着城墙，就被一阵乱枪扫射，等你在城外跑累了，再派兵出去打落水狗，这么个折腾法，蒙古人实在受不了，长此以往，大家就都不来了。



    由于戚继光这边密不透风，蒙古部落就跑到辽东去混饭吃，希望有条生路。



    可惜的是，镇守辽东的，恰恰是李成梁，这位李总兵堪称当时第一号横人，他所管辖的地方，既不修城墙，也不搞火器，防务看似十分松懈，所以很多蒙古人慕名而来，想抢一把，可是事实告诉他们，李总兵虽然不砌墙头，却擅长扔砖头。



    他之所以不守，只是因为他喜欢进攻。



1111
别人都怕骑兵，唯独李成梁不怕，因为他是当时明朝最为优秀的骑兵将领，手下有一支精锐的骑兵，人称“辽东铁骑”。

这支部队战斗力极强，在他镇守期间，出战三十余次，战无不胜，经常追着蒙古人到处跑，让人闻风丧胆，是后来天下第一强军“关宁铁骑”的前身。

当然，这位兄台因为打仗太多，杀人太狠，也有点混，还惹了个大祸，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到时再讲。

蓟州和辽东有这两人守着，宣大那边也不打了，大家正忙着做生意，没有功夫打仗，于是困扰了明朝几百年的边界问题终于得以缓解。

国库充裕，边界安宁，大明王朝已经建立了两百年，混到这时候竟然还有如此局面，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而这一切的缔造者，正是张居正。

在国家陷入深重危机，财政入不敷出，流民四处闹事，政治腐败不堪的情况下，张居正以他深不可测的心计，阴险无比之手段，夺取了最高领导权，并发挥其不世出之奇才，创造性地进行了伟大的政治运动——和稀泥，在尽量不得罪人的情况下把事给办了，为明朝迎来了新的生机，无愧于最杰出的政治家的称号，堪称国家之栋梁，民族之骄傲。

好话说完了，下面说坏的。

张居正这人，说他是老实人，那就是见鬼，老实人坐不到他这个位置，说他是好人，也不太靠谱，毕竟他干了很多好人都干不出的事情，确切地说，他是个猛人。

关于这一点，王世贞同志是很有感慨的。

在嘉靖万历年间，第一才子的名头牢牢地挂在这位仁兄的脖子上，连徐渭都比不上他，因为他不但是著名的文学家，还是戏剧家、诗人、画家、文艺评论家、史学评论家，极其有名，有名到他头天晚上喝醉了，说谁谁不错，是个牛人，第二天无论这人是不是真牛，立马就能变成名人，明史说他“书过目，终身不忘”，有这种特异功能，实在不是吹出来的。

但问题在于这位名人虽然身负大才，写了不少东西，这辈子也就干了两件事，第一是骂严嵩，第二就是骂张居正，骂严嵩已经讲过了，那是个人恩怨，骂张居正就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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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件事情上，王世贞投入了很大精力，说张先生贪污受贿玩女人，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既然受贿，那就得有人行贿，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连传统正面形象，民族大英雄戚继光也不放过，把他一把拉下了水，说戚继光送了几个女人给张居正，搞得后来许多主旋律作家十分难堪，对此统统无视。



他的骂法也很特别，不是几天的事，一骂就是若干月，若干年，骂得实在太频繁，太上瘾，骂得我耳朵都起了茧，其实在明代，朝廷官员捞点钱很普遍，工资太低，咱中国人又爱讲个排场，不捞钱咋活得下去？至于女人问题，那就真是恶搞了，据我所知，王世贞的老婆也不少。



不过话说回来，王世贞被后世称为历史学家，还比较客观公正，虽说他有点愤青，但大致情况还是靠谱的，之所以这么恨张居正，是因为张居正太猛，而他这一辈子最恨飞扬跋扈的人（比如严嵩），然而他是个文人，张居正是个猛人，也只能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了。



因为猛人可以整人，文人却只能骂人。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猛人张居正的主要事迹，看完之后你就能发现，猛人这个称呼可谓名不虚传。



张猛人的第一大特征是打落水狗，在这一点上，他和他的老师徐阶有一拼，一旦动手，打残是不足的，打死是不够的，要打到对手做鬼了都不敢来找你，这才叫高手。



徐阶是这么对付严嵩的，张居正是这么对付高拱的。



自打被张居正赶回家，高拱就心如死灰，在河南老家埋头做学问，但让他想不到的是，几百里外的京城，一场足以让他人头落地的阴谋即将上演。



万历元年（1573）正月二十日晨  大雾



十岁的万历皇帝起得很早，坐上了轿子，准备去早朝，在浓雾之中，他接近了那个遭遇的地点——乾清门。



就在穿过大门之时，侍卫们忽然发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当即上前围住，并将此人送往侍卫部门处理。



这一切发生得相当突然，在这片灰蒙蒙的迷雾中，忽然开始，又忽然结束，加上那位被捕的兄弟没有反抗，所以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而皇帝还小，要他记住也难。
在这片神秘的雾中，事情似乎就这么过去了，然而事实证明，这只不是那个致命阴谋的开始。


1113
三天之后，相关部门向内阁上交了一份审讯报告，一份莫名奇妙的报告：



擅自闯入者王大臣，常州武进县人，身带刀剑一把，何时入宫不详，如何入宫不详，入宫目的不详，其余待查。



这里说明一下，这位不速之客并不是大臣，他姓王，叫大臣（取了这么个名，那也真是个惹事的主）。



张居正一看就火了，这人难道是钢铁战士不成？你们问了三天，就问出这么个结果？



然而转瞬之间，他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一丝笑容在他的嘴角绽放。



很好，就这么办。



一天后，王大臣被送到了新的审讯机关，张居正不再担心问不出口供，因为在这个地方，据说只有死人才不开口——东厂。



据某些史料记载，东厂的酷刑多达三十余种，可以每天试一种，一个月不重样。有如此创意，着实不易。



但张居正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让他开口说真话，他要的，只是一句台词而已。



然而王大臣同志似乎很不识相，东厂的朋友用刑具和他“热烈交谈”一阵后，他说出了自己的来历，很不巧，恰恰是张居正最不想听到的：



“我是逃兵。”王大臣说道，“是从戚继光那里跑出来的。”



来头确实不小。



这下头大了，这位兵大哥竟然是还是戚继光的手下，带着刀进宫，还跑到皇帝身边，必定有阴谋，必定要追究到底，既然有了线索，那就查吧，顺藤摸瓜，查社会关系，查后台背景，先查当兵的，再查戚继光，最后查……



小子，你想玩我是吧！



没关系，反正人归东厂管，东厂归冯保管，既然能让他开口，就必定能让他背台词。



于是在一阵紧张工作之后，王大臣又说出了新的供词：



“我是来行刺皇帝的，指使我的人是高阁老（高拱）的家人。”



不错，这才是最理想的供词，冯保笑了，张居正也笑了。



看着眼前低头求饶的王大臣，两人相信，高拱这次是完蛋了。



然而事实证明，这两位老奸巨猾的仁兄还是看错了，不但看错了形势，还看错了眼前的这个逃兵。



当审讯结果传出之后，反响空前激烈，以往为鸡皮蒜毛小事都能吵上一天的大臣们，竟然形成了空前一致的看法——栽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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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明摆着的，先把人搞倒，再把人搞臭，最后要人命，此套把戏大家很清楚，拿去糊弄鬼都没戏。



于是在供词公布后不久，许多人明里暗里找到张居正，希望他不要再闹，及早收手，张大人毕竟是老狐狸，一直装聋作哑，啥也不说，直到另一个人找上门来。



别人来可以装傻，这个人就不行了，因为他不但是老资格，还曾是张居正的偶像——杨博。



杨老先生虽然年纪大了，战斗力却一点不减，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准备为高拱说情。



但对于他的这一举动，我还着实有点好奇，因为这位仁兄几十年来都是属于看客一族，徐阶也好，严嵩也罢，任谁倒霉他都没伸过手，而根据史料记载，他和高拱并无关系，这次竟然良心发现，准备插一杠子，莫不是脑筋突然开了窍？



于是怀着对他的崇敬，我找了许多资料，排了一下他的家谱，才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杨博和高拱确实没有关系，但他有个儿子，名叫杨俊卿，而很巧的是，杨俊卿找了个老婆，岳父大人偏偏就是王崇古。



王崇古和高拱就不必说了，同学兼死党，王总督的这份工作还是高拱介绍的，不说两句话实在不够意思。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信了。



杨大人开门见山，奔着张居正就去了：



“你何苦做这件事情？”



这句话就有点伤自尊了，张居正立刻反驳：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你认为是我安排的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杨博终究还是说了句实诚话，“但只有你，才能解决这件事。”



张居正沉默了，他明白，杨博是对的，高拱的生死只在自己的手中。



于是在送走了杨博之后，他决定用一个特殊的方法做出抉择——求签。



良久跪拜之后，张居正在庙里拿到了属于他的那一支签，当他看到上面内容的那一刻，便当即下定了决心。



据说在那支签上，只刻着八个字——所求不善，何必祷神！



但事情已经出了，收手也不可能了，于是他决定不参与其中，让冯保自己去审，并特意指定锦衣卫都督朱希孝一同会审。



事实证明，这个安排充分体现了张居正卓越的政治天才，却苦了他的朋友冯保，因为很快，这位冯太监就将成为中国司法史上的著名笑柄。



[1115]


    万历元年（1573）正月二十九日，对王大臣的审讯正式开始，一场笑话也即将揭幕。



    案件的主审官，是东厂管事太监冯保和锦衣卫都督朱希孝，这二位应该算是大明王朝的两大邪恶特务头子，可不巧的是，那位朱都督偏偏就是个好人。



    这位朱兄来头很大，他的祖上，就是跟随永乐大帝朱棣打天下，几十个人就敢追几千人的超级名将朱能，到他这辈，虽说打仗是不大行了，但这个人品行不错，也还算个好人，觉得冯保干得不地道，打算拉高拱一把。



    所以在审问以前，他仔细看了讯问笔录，惊奇地发现，王大臣的第一次口供与第二次口供有很多细节不对，明显经过涂改，但更让他惊奇的是，这样两份漏洞百出的笔录，卷尾处得出的结论竟然是证据确凿。



    于是他当即找来了当场负责审问的两个千户，拿着笔录笑着对他们说：这样的笔录，你们竟然也敢写上证据确凿？



    那两名千户却丝毫不慌，只说了一句话，就让朱大人笑不出来了：



    “原文本是没有的，那几个字，是张阁老（张居正）加上去的。”



    朱希孝当即大惊失色，因为根据惯例，东厂的案卷笔录非经皇帝许可，不得向外人泄露，如若自行篡改，就是必死之罪！



    张居正虽然牛，但牛到这么无法无天，也实在有点耸人听闻。



    所以在正式审问之前，朱希孝十分紧张，冯保和他一起主审，张居正是后台，如此看来，高拱这条命十有八九要下课了。



    然而当审讯开始后，朱希孝才发现自己错了，错得十分搞笑。



    明代的人审案，具体形式和今天差不多，原告被告往堂上一站（当年要跪），有钱请律师的，律师也要到场（当年叫讼师），然后你来我往，展开辩论，基本上全国都一样。



    只有两个地方不一样，一个是锦衣卫，另一个是东厂。因为他们是特务机关，为显示实力，开审前，无论犯人是谁，全都有个特殊招待——打板子。



    这顿板子，行话叫做杀威棍，历史十分悠久，管你贵族乞丐，有罪没罪，先打一顿再说，这叫规矩。



    事情坏就坏在这个规矩上。

飞扬在天

案台上朱大臣还没想出对策，下面的王大臣却不干了，这人脑筋虽有点迟钝，但一看见衙役卷袖子抄家伙，也还明白自己就要挨打了，于是说时迟那时快，他对着堂上突然大喊一声：



   “说好了给我官做，怎么又要打我！”



    这句话很有趣，朱希孝马上反应过来，知道好戏就要开场，也不说话，转头就看冯保。



    冯太监明显是被喊懵了，但毕竟是多年的老油条，很快做出了回应，对着王大臣大吼道：



   “是谁指使你来行刺的！？”



    话讲到这里，识趣的应该开始说台词了，偏偏这位王大臣非但不识趣，还突然变成了王大胆，用同样的语调对着冯保喝道：



    “不就是你指使我的吗,你怎么不知道？干嘛还要问我？”



    朱希孝十分辛苦，因为他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憋住自己，没有笑出声，而他现在唯一感兴趣的，是冯保大人怎么收这个场。



    自打从政以来，冯保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尴尬的事情，事已至此，演戏也得演到底了，于是他再次大吼：



   “你昨天说是高阁老指使你来的，为什么今天不说！？”



    王大臣却突然恢复了平静，用一句更狠的话让冯保又跳了起来：



   “这都是你让我说的，我哪里认识什么高阁老？”



    丢脸了，彻底丢脸了，这句话一出来，连堂上的衙役都憋不住了，审案竟然审到这个份上，冯保寻死的心都有了。



    关键时刻，还是朱大臣够意思，眼看搞下去冯太监就得去跳河，他也大喝一声：



    “混蛋，竟敢胡说八道，诬陷审官，给我拖下去！”



    这位兄弟还真是个好人，回头又笑着对冯保说了一句：



   “冯公公，你不用理他，我相信你。”



    我相信，当冯公公听到这句话时，应该不会感到欣慰。



    闹到这个份上，高拱是整不垮了，自己倒有被搞掉的可能，为免继续出丑，冯保下令处死了王大臣，此事就此不了了之。



    但这依然是一个扑朔迷离的事件，王大臣一直在东厂的控制之下，为什么会突然翻供呢？他到底又是什么人呢？



    我来告诉你谜底：



    冯保并不知道，在他和朱希孝审讯之前，有一人已经抢先一步，派人潜入了监狱，和王大臣取得了联系，这个人就是杨博。


[1117]



    高拱走后，智商水平唯一可与张居正相比的人，估计也就是这位仁兄了，取得张居正的中立后，杨博意识到，冯保已是唯一的障碍，然而此人和高拱有深仇大恨，绝不可能手下留情，既要保全高拱，又不能指望冯保，这实在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



    然而杨博名不虚传，他看透了冯保的心理，暗中派人指使王大臣翻供，让冯太监在大庭广众之下，吃了个哑巴亏，最后只能乖乖就范。以他的狡诈程度，被评为天下三才之一，可谓实至名归。



    而根据某些史料反映，这位王大臣确实是戚继光手下的士兵，因为犯错逃离了军队，东跑西逛，结果把命给丢了。



    但疑问仍然存在，要知道皇宫不是公共厕所，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哪怕今天，您想进去，也得买门票，这位仁兄大字不识，也没有通行证，估计也没钱，这么个家伙，他到底是怎么进去的？



    不好意思，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没有答案，就当他是飞进去的好了。



    高拱算是涉险过关了，无论如何，他还算是张居正的朋友，对朋友尚且如此，仇人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张猛人的第二大特征就是有仇必报，在这一点上，他简直就是徐阶2.0版。



    第一个刀下鬼，是辽王。



    说起这位兄弟，实在让人哭笑不得，几十年一点正事没干过，从四岁到四十岁，除了玩，什么追求都没有。



    小时候，他喜欢玩，玩死了张居正的爷爷，现在一把年纪了，还是玩，反正家里有钱，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然而玩完的时候还是到了。



    一直以来，张居正都没有忘记三十年前，祖父被人整死的那一幕，君子报仇，三十年也不晚。



    当时还只是隆庆二年（1568），张居正在内阁里只排第三，不过要对付辽王，那是绰绰有余。



    很快，湖广巡按御史突然一拥而上，共同弹劾辽王，王爷同志玩了这么多年，罪状自然是不难找的，一堆黑材料就这么报到了皇帝那里。



    皇帝大人虽对藩王一向也不待见，但怎么说也是自己的兄弟，听说这人不地道，便派了司法部副部长（刑部侍郎）洪朝选去调查此事。

飞扬在天

其实说到底，皇帝也不会把辽王怎么样，毕竟大家都姓朱，张居正对此也没有太大指望，教训他一下，出口恶气，也就到头了。



    然而他们都高估了一点——辽王的智商。



    人还没到，也没怎么着，辽王就急了，在房里转了几百个圈，感觉世界末日就要来了，于是灵机一动，在自己家里树了一面旗帜，上书四个大字“讼冤之纛”，壮志飘扬，十分拉风。



    这四个字的大致意思，是指自己受了冤枉，非常郁闷，可实际效果却大不相同，因为辽王同志估计是书读得太少，他并不清楚，这种行为可以用一个成语描述——揭竿而起，而它只适用于某种目的或场合。



    于是他很快迎来了新的客人——五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而原先拟定的警告处分，也一下子变成了开除——废除王位。



    玩了一辈子的辽王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他的余生将在皇室专用监狱中度过，也算是玩得其所了。



    张居正解决的第二个对象，不是他的仇人，而是徐阶的死敌。



    在高拱上台之后，张居正本着向前辈虚心学习的精神，总结了高拱的成功经验，在整理工作中，他惊奇地察觉了那个神秘的人物——邵大侠。



    张居正万万没想到，这个姓邵的二流子竟然有如此大的能量，且不说徐老师被他整得要死要活，如果任他乱搞一通，没准有一天又能搞出个王拱，陈拱，也是个说不准的事情。



    所以他想出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杀掉他。



    邵大侠既然是大侠，自然行踪不定，但张居正是大人，大人要找大侠，也不太难，隆庆六年（1572），在解决高拱之后一个月，张居正找人干掉了邵大侠，这位传奇混混将在阎王那里继续他的事业。



    第三个被张居正除掉的人，是他的学生。



    隆庆五年（1571），作为科举的考官，张居正录取了一个叫刘台的人，在拜完码头之后，两人确立了牢固的师生关系——有效期四年。



    刘台的成绩不太好，运气倒还不错，毕业分配去了辽东，成为了一名御史，之前讲过，在明代御史是一份极有前途的工作，只要积极干活，几年之后混个正厅级干部，也不会太困难。



    刘台就是一个积极的御史，可惜，太积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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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三年（1575），辽东第一号猛人，总兵李成梁一顿穷追猛打，大败蒙古骑兵，史称“辽东大捷”。消息传来，巡抚张学颜十分高兴，连忙派人向朝廷报喜，顺便还能讨几个赏钱。



    结果到了京城，报信的人才发现，人家早就知道了，白讨了没趣。



    张学颜气得直抖，因为根据规定，但凡捷报，必须由他报告，连李成梁都没有资格抢，哪个孙子活得不耐烦了，竟敢抢生意！



    很快人就找到了，正是刘台。



    作为辽东巡按御史，刘台只是个七品官，但是权力很大，所以这次他自作主张，抢了个头彩。但他想不到，自己将为这个头彩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



    最先发作的人，并不是张学颜，而是张居正，他得知此事后，严厉斥责了学生的行为，并多次当众批评他，把刘台搞得灰头土脸。



    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按说报了就报了，不过是个先后问题，也没捞到赏钱，至于这样吗？



    如果你这样认为，那你就错了，张居正同志向来不干小事，他之所以整治刘台，不是因为他是刘台，而是因为他是御史。



    高拱之所以能够上台，全靠太监，但他之所以能够执政，全靠言官，要知道，想压住手下那帮不安分的大臣，不养几个狗腿子是不行的，而这帮人能量也大，冯保都差点被他们骂死，所以一直以来，张居正对言官团体十分警惕，唯恐有人跟他捣乱。



    刘台就犯了这个忌讳，如果所有的御史言官都这么积极，什么事都要管，那我张居正还混不混了？



    然而张居正没有想到，他的这位学生是个二愣子，被训了两顿后，居然发了飚，写了一封奏折弹劾张居正。



    如果说抢功算小事的话，那么这次弹劾就真是大事了，是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事！



    张居正震惊了，全天下的人都可以骂我，只有你刘台不行！



    自从明朝开国以来，骂人就成了家常便饭，单挑、群骂、混骂，花样繁多，骂的内容也很丰富，生活作风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只要能想得出的，基本全骂过了，想要骂出新意，是非常困难的。



    然而刘台做到了，因为他破了一个先例，一个两百多年来都没人破的先例——骂自己的老师。

飞扬在天

在明朝，大臣和皇帝之间从来说不上有什么感情，你帮我打工，我给你俸禄，算是雇佣关系，但老师和学生就不同了，江湖险恶，混饭吃不容易，我录取了你，你就要识相，要拜码头，将来才能混得下去。



    所以一直以来，无数“正义人士”骂遍了上级权贵，也从不朝老师开刀。因为就算你骂皇帝，说到底，不过是个消遣问题，要骂老师，那可就是饭碗问题了。



    张居正这回算是彻底没面子了，其实骂的内容并不重要，连你的学生都骂你，你还有脸混下去？



    于是张居正提出了辞职，当然，是假辞职。



    张居正一说要走，皇帝那里就炸了锅，孤儿寡母全靠张先生了，你走了老朱家可怎么办？



    之后的事情就是走程序了，刘台的奏折被驳回，免去官职，还要打一百棍充军。



    这时张居正站了出来，他说不要打了，免了他的官，让他做老百姓就好。



    大家听了张先生的话，都很感动，说张先生真是一个好人。



    张先生确实是一个好人，因为现仇现报实在太没风度，秋后算账才是有素质的表现。



    刘台安心回家了，事情都完了，做老百姓未必不好，然而五年后的一天，一群人突然来到他家，把他带走，因为前任辽东巡抚，现任财政部长（户部尚书）张学颜经过五年的侦查，终于发现了他当年的贪污证据，为实现正义，特将其逮捕归案，并依法充军。



    张居正的做事风格大体如此，很艺术，确实很艺术。



    而张先生干掉的最后一个有分量的对手，是他当年的盟友。



    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下令，关闭天下书院，共计六十四处。



    这是一个策划已久的计划的开端。



    从当政的那天起，张居正就认定了一个理念——上天下地，唯我独尊，具体说来，是但凡敢挡路的，不服气的，提意见的，都要统统地干掉。



    折腾几年之后，皇帝听话了，大臣也老实了，就在张居正以为大功告成之际，一个新的敌人却又出现在他的眼前。



    这个敌人不同于以往，因为它不是一个人，甚至于不能算是人，而是一个极为特别的团体势力，它的名字叫做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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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院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形式，明代许多书院历史十分悠久，流传五六百年的不在少数，今天说起外国的牛津、剑桥，一算历史多少多少年，简直牛得不行，再一看国内某大某大，撑死了也就一百多年，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



    实际上大可不必自卑，因为古代书院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不过是大学这词更时髦而已，要知道，欧洲最老的巴黎大学，也就是1261年才成立，而且基本上都是教些神学之类的鬼玩意，这也难怪，当时欧洲都是一帮职业文盲，骑着马，提着长矛到处冲，能读懂拉丁语的人扳着指头都能数出来，鬼才有心思上什么大学，中国的书院倒是有始有终，一直之乎者也了上千年，到清朝末年，基本都停的停，改的改，这一改，就把历史也改没了，年头从头算起。



    但在书院上千年的历史中，明代书院是极为特别的，因为它除了教书外，还喜欢搞政治。



    所谓搞政治，也就是一些下岗或上岗的官员，没事干的时候去书院讲课，谈人生谈理想，时不时还骂骂人，发发脾气，大致如此而已，看上去好像也没啥，但到嘉靖年间，一个大麻烦来了。



    麻烦是王守仁同志带来的，因为此时他的思想已然成为了一种潮流，在当时的书院里，如果讲课的时候不讲心学，那是要被轰下台的，按说讲心学就讲心学，似乎也没什么，可问题在于，心学的内容有点不妥，用通俗的话说，是比较反动。



    在这段时间，心学的主流学派是泰州学派，偏偏这一派喜欢搞思想解放、性解放之类的玩意，还经常批评朝政，张居正因为搞独裁，常被骂得狗血淋头，搞得朝廷也很头疼。



    这要换在徐阶时代，估计也没啥，可张居正先生就不同了，他是一个眼里不揉沙子的角色，无论是天涯还是海角，只要得罪了他，那是绝对跑不掉的。一个人惹我，就灭一个人，一千个人惹我，就灭一千人！



    于是在一夜之间，几乎全国所有有影响的书院都被查封，学生都被赶回了家，老师都下了岗。



    事情到这里，似乎该结束了，然而张居正同志实在不是个省油的灯，他不但要抓群体，还要抓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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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抓典型，就是从群众之中，挑选一个带头的，把他当众干掉，以达到警示后人的目的。



　　而这次的典型，就是何心隐。



　　这位明代第一神秘人物实在太爱管闲事，在批评张居正的群众队伍里，他经常走在第一线。平日也是来无影去无踪，东一榔头西一棍，打了就走，绝不过夜，而且上到大学士，下到街头混混，都是他的朋友，可谓神通广大。



　　事实证明，他看人的眼光也很准，十四年前，当他离开京城之时，就曾断言过，兴灭王学之人，只在张居正。



　　现在他的预言终于得到了实现，以最为不幸的方式。



　　在万历七年（1579）的一天，优哉游哉了半辈子的何心隐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当他在外地讲学之时，湖广巡抚王之垣突然派兵前去缉拿，将他一举抓获，带回了衙门，还没等大家缓过神来，官方消息已传出：根据朝廷惯例，犯人刚到，衙门的兄弟们都要意思意思，给他两棍，没想到何心隐体质太弱，竟然一打就死。遗憾之至，已妥善安排其后事，并予安葬。



　　事情一出，天下哗然，王学门人一拥而上，痛骂王之垣，但人已经死了，王巡抚又十分配合，表示愿意背这个黑锅，也不发火，大家骂足了几个月，就此收场。



　　当然了，这事到底是谁干的，大家心里都有数。



　　这位泰州学派的领军人物虽然通晓黑白，张居正大人却是黑白通吃，虽然何心隐是他老师（徐阶）的同门，虽然何心隐曾经与他并肩作战，共同解决了严嵩。



　　但对张居正而言，朋友还是敌人，只有一个判断标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曾经的敌人除掉了，曾经的学生除掉了，曾经的盟友也除掉了，为了实现我的梦想，我坚信，这是值得的。



　　当然了，作为大明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做了这么多工作，也受了这么多的苦，再过苦日子似乎也有点说不过去，而在这一点上，张居正同志是个明白人。



　　于是张先生的许多幸福生活方式，也随之流传千古，而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他的那顶轿子。



　　在一般人的概念中，轿子无非是四个人抬着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往前走，轿子里的人跟坐牢似的，转个身也难。



　　应该说这些都没错，但如果你看到了张居正先生的轿子，你就会感叹这个世界的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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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先生的交通工具不叫轿子，它有个专门名称——如意斋。一般人坐一般轿子，张大人不是一般人，轿子自然也不一般，别人的轿子四个人抬，张大人的轿子嘛……



    下面我们先详细介绍一下此轿的运行原理以及乘坐体验。



    该轿子（？）由真定地方知府赶制，轿内空间广阔，据估算，面积大致不低于五十平方，共分为会客室和卧室两部分，会客室用来会见各地来客，卧室则用于日常休息，为防止张大人出行途中内急找不到厕所，该轿特设有卫生间，体现了人性化的设计理念。



    此外，由于考虑到旅途辛苦，轿子的两旁还设有观景走廊，以保证张大人在工作之余可以凭栏远眺，如果有了兴趣，还能做两首诗。



    而且张大人公务繁忙，很多杂务自己不方便处理，所以在轿中还有两个仆人，负责张大人的饮食起居。



    此外，全轿乘坐舒适，操作便利，并实现了全语音控制，让停就停，让走就走，决不含糊，也不会出现水箱缺水、油箱缺油、更换轮胎、机械故障之类的烦人事情。



    你说这么大的轿子，得多少人抬？



    我看至少也要十几个人吧。



    十几个人？那是垫脚的！三十二个人起，还不打折，少一个人你都抬不起来，张大人的原则是，不计成本，只要风头！



    相信我，你没有看错，我也没有写错，关于这部分，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顺便补充一句，这顶轿子除了在京城里面转转之外，还经常跑长途，张居正曾经坐着这东西回过荆州老家，其距离大致是今天京广线从北京出发，到武汉的路程，全部共计一千多公里，想想当年那时候，坐着这么个大玩意招摇过市，实在是拉风到了极点。



    这段史料着实让我大开眼界，并彻底改变了我对祖国交通工具的看法，什么奔驰、宝马、劳斯莱斯，什么加长型、豪华型，什么沙发、吧台，省省吧，也好意思拿出来说，丢人！



    日子过得舒坦，工作也无比顺利，张居正的好日子似乎看不到尽头，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只进不退的人生是没有的，正如同只升不跌的股票绝不存在一样。



    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一生中最为严峻的考验到来了，因为一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



    就在这一年，张居正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爹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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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明一辈子没啥出息，却有了这么个有出息的孩子，虽说他没给儿子帮啥忙，反倒添了很多乱（此人在地方飞扬跋扈，名声很差），但无论如何，生子如此，他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但他死也想不到，自己的死，将会让儿子张居正生不如死。



    张居正的爹死了！消息传来，满城轰动，因为表现忠心的机会到了。无数官员纷纷上门，哭的哭，拜的拜，然后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摸出门，最后再说两句“节哀顺便”，完事，收工。



    这并不奇怪，自古以来，当官的如果死了爹妈，自然是空巷来拜，宾客盈门，上门的比自己全家死绝还难受，但你要相信，如果你自己挂了，是没有几个人会上门的。



    对此，张居正也十分清楚，虽说父亲死了他很难过，但此时此刻，他的脑海里思考的，却是另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名字，叫做丁忧。



    在当时的中国，张居正已经是近似于无敌了，他不怕皇帝，不怕大臣，不怕读书人议论，骠悍无比。



    但他仍然只是近似于，因为他还有一个不能跨越的障碍——祖制。



    所谓祖制，就是祖宗的制度，规矩，虽然你很牛，比皇帝还牛，但总牛不过死皇帝吧，上百年前定下的规则，你再牛也没辙。



    丁忧就是祖制，具体说来，是朝廷官员的父母亲如若死去，无论此人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这叫丁忧。到期之后可以回朝为官，这叫起复。



    这个制度看上去有点不近人情，官做得好好的，一下子就给扒得干干净净，负责的那摊事情也没人管，不但误事，还误人心情。



    但这个制度一直以来却都是雷打不动，无论有多麻烦，历任皇帝都对其推崇备至，极其支持，如果你认为这是他们的脑筋一根筋，食古不化，那就错了，人家的算盘，那是精到了极点。



    因为根据社会学常识，只有出孝子的地方，才会出忠臣，你想想，如果一个人连他爹都不忠，怎么能指望他忠于老板（皇帝）呢？



    但贪官们自然是不干的，死了爹，我本来就很悲痛了，正想化悲痛为贪欲，搞点钱来安慰我无助的心灵，你竟然还要罢我的官，剥夺我的经济利益，太不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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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很多人开始钻空子，你不是规定由得知死讯的那天开始计算吗，那我就隐瞒死讯，就当人还活着，一直混到差不多为止，就算最后被人揭穿，也是可以解释的嘛，人死了，我没有上报，那是因为老爹一直活在我的心中。



    当然，一次两次是可以理解的，时间长了朝廷也不干了，自明英宗起，就开始正式立项，打击伪报瞒报的行为，规定但凡老爹死了不上报的，全部免官为民。



    如此一来，贪官们也没办法了，只好日夜祈祷，自己的老爹能多撑几年，至少等混到够本再含笑而逝，到时也能多搞点纸钱给您送去。



    但也有一个群体例外，那就是军队，领兵打仗，这就绝对没辙了，总不能上阵刚刚交锋，消息来了，您喊一声停：大家别打了，等我回去给我爹守二十七个月，咱们再来，还是老地方见，不打不散。



    张居正不是军人，自然无法享受这个优待，而他的改革刚刚才渐入佳境，要是自己走了，这一大摊子事情就没人管了，心血付之东流且不说，没准回来的时候就得给人打下手了。



    于是他只剩下了唯一的选择——夺情。



    所谓夺情，是指事情实在太急，绝对走不开的人，经由皇帝的指示，在万般悲痛中恢复职务，开展工作。由于考虑到在痛苦之中把人强行（一般不会反抗））拉回来，似乎很不人道，所以将其命名为“夺情”。



    然而张居正并不愿意走这条路，当然，并不是因为它“很不人道。”



    其实在他之前，已有一些人有过类似的经验，比如著名的“三杨”中的杨荣，还有那位帮于谦报了仇的李贤，都曾经被这么“很不人道”过，除了个把人骂了两句外，倒也没啥问题，但到了嘉靖年间，夺情却真的成为了一件很不人道的事情，不人道到想不人道都不行，如果有人提出夺情，就会被看作禽兽不如。



    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变化，都要拜一位孝子所赐，这人的名字叫做杨廷和。



    说起来，这位杨兄弟的能量实在是大，闹腾了三朝还不够，死了还要折腾别人。当初他在正德年间的时候，父亲死了，皇帝说杨先生你别走，留下来帮我办事，他说不行，我非常悲痛，一定要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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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几番来回，他还是回去了，从正德九年（1514）到正德十二年（1517） ,这位仁兄结结实实地旷了三年工，才回来上班。这要搁在现在，早就让他卷铺盖回家了。



    由于他名声太大，加上又是正面典型，从此以后，朝廷高级官员死了爹妈，打死也不敢说夺情。就这么一路下来，终于坑了张居正。



    张居正没有选择，只能夺情，因为冯保不想他走，皇帝不想他走，皇帝他妈也不想他走，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他也不想走。



    辛辛苦苦奋斗三十多年，才混到这个份上，鬼才想走。



    虽说夺情比较麻烦，但只要略施小计，还是没问题的。



    于是老把戏很快上场了，万历五年（1577）十月，痛苦不堪的张居正要求回家守制，两天后皇帝回复——不行。



    一天后，张居正再次上书，表示一定要回去，而皇帝也再次回复——一定不行。



    与此同时，许多大臣们也纷纷上书，表示张居正绝不能走，言辞激烈，好像张居正一走，地球就要完蛋，可谓用心良苦。



    行了，把戏演到这里，也差不多该打住了，再搞下去就是浪费纸张。



    准备收场了，事情已经结束，一切风平浪静，擦干眼泪（如果有），再次出发！



    我亲眼看着严嵩沦落，徐阶下台，我亲手解决了高拱、刘台、何心隐，天下已无人能动摇我的地位。



    对于这一点，张居正始终很自信，然而事实证明，他错了，错得相当厉害，真正的挑战将从这里开始。



    万历五年（1577）十一月，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翰林院检讨赵用贤上书——弹劾张居正夺情。



    编修是正七品，检讨是从七品，也就是说，这是两个基层干部，也就能干干抄写工作，平时连上朝的资格都没有，而张居正以前的敌人，不是朝廷高官，就是黑道老大、学界首领，并且还特别不经打，一碰就垮，这么两个小角色，按说张大人动根手指，就能把他们碾死。



    然而就是这么两个小角色，差点把张大人给灭了。



    因为这二位仁兄虽然官小，却有个特殊的身份：他们都是张居正的门生。



    而且我查了一下，才惊奇地发现，原来吴兄弟和赵兄弟都是隆庆五年（1571）的进士，和之前开第一炮的刘台是同班同学。



    这就只能怪张大人自己了，左挑右挑，就挑了这么几个白眼狼，也算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1127]


    这下好了，当年只有一个二愣子（刘台），已经搞得狼狈不堪，这回竟然出了两个，那就收拾不了了，因为一个二愣子加另一个二愣子，并不等于二，而是二愣子的平方。



    可还没等张居正反应过来，又出事了，就在二愣子们出击的第二天，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也上书弹劾张居正，希望他早早滚蛋回家，去尽孝道。



    当张居正看到这两封充满杀气的奏疏时，才终于意识到，真正的危机正向自己步步逼近。



    经过长达三十余年的战斗，他用尽各种手段，除掉了几乎所有的敌人，坐上了最高的宝座，然而在此君临天下之时，他才发现一个新的，更为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



    那些原先乖乖听话的大臣们似乎一夜间突然改变了立场，成为了他的对手，不是一个，是一群，而他们攻击的理由也多种多样，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夺情问题，方式更是数不胜数，上书弹劾，私下议论，甚至还有人上街张贴反动标语，直接攻击张居正。



    对于眼前的这一切，张居正感到很吃惊，却并不意外，因为他很清楚，带来这些敌人的，正是他自己，具体说来，是他五年前的那封奏疏。



    五年前，当张居正将写有考成法的奏疏送给皇帝时，他在交出自己改革理想的同时，还附带了一个阴谋。



    因为在那封奏疏中，有着这样几句话：



   “抚案官有延误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有容隐者，科臣举之，六科有容隐欺蔽者，臣等举之。”



    这句话的意思是，地方官办事不利索的，中央各部来管，中央各部办事不利索的，由六科监察机关来管，六科监察机关不利索，由我来管！



    事情坏就坏在这句话上。



    根据明代的体制，中央各部管理地方，正常，给事中以及御史监察各部，也正常，内阁大学士管理言官，这就不正常了。



    两百年前，朱元璋在创立国家机构的时候，考虑丞相权力太大，撤销了丞相，将权力交给六部，但这位仁兄连睡觉都要睁只眼，后来一琢磨，觉得六部权力也大，为怕人搞鬼，又在六部设立了六科，这就是后来的六科给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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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科的领导，叫做都给事中，俗称科长，下属人员也不多，除了兵部给事中有十二个人之外，其余的五个部都在十人之内。而且这帮人品级也低，科长才七品，下面的人就不用说了。



    但他们的权力却大到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说部长下令要干什么事，科长不同意，二话不说，把命令退回给部长，让他修改，如果改得不满意，就再退，直到满意为止。



    别说部长，连皇帝的某些旨意，给事中也是可以指手划脚一番的，所以虽然这帮人品级低，地位却不低，每次部长去见他们，还要给他们行个礼，吃饭的时候别人坐下座，他们可以跑去和部长平起平坐，且指名道姓，十分嚣张。



    给事中大抵如此，都察院的御史就更不得了，这伙人一天到晚找茬，从谋反叛乱到占道经营、随地大小便，只要是个事，就能管。



    六部级别高，权力小，言官级别小，权力大，谁也压不倒谁，在这种天才的创意下，大明王朝搞了二百多年，一向太平无事，而到了张居正，情况被改变了。



    在张居正看来，六部也好，给事中也好，御史也好，都该归我管，我说什么，你们就干什么，不要瞎吵。



    因为他很明白，互相限制、互相制约固然是一种民主的方式，但是民主是需要成本的。



    一件事情交代下去，你讲一句他讲一句，争得天翻地覆，说得振振有词，其实一点业务都不懂，结果十天半个月，什么都没办，而对于这些人，张居正一贯是深恶痛绝。



    所以他认为其他人都应该靠边站，找一个最聪明的人（他自己）指挥，大家跟着办事就行，没有必要浪费口水。于是在他统治期间，连平时监督他人的六科和御史，都要考核工作成绩。



    然而遗憾的是，大臣们却不这么想，在他们看来，张居正是一个破坏规则的人，是一个前所未见的独裁者。自朱元璋和朱棣死后，他们已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民主生活，习惯了没事骂骂皇帝，喷喷口水，然而现在的这个人比以往的任何皇帝都更为可怕，如果长此以往，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所以无论他要干什么，怎么干，是好事还是坏事，为了我们手中的权力，必须彻底解决他！



    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就此浮出水面。


[1129]


    耐人寻味的是，在攻击张居正的四人中，竟有两人是他的学生，而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这四个人竟没有一个是言官！



    该说话的言官都不说话，却冒出来几个翰林院的抄写员和六部的小官，原因很简单——躲避嫌疑，而且第一天学生开骂，第二天刑部的人就跟着来，说他们是心有灵犀，真是杀了我也不信。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夺情问题也好，作风问题也罢，那都是假的，只有权力问题，才是真的。



    张居正不能理解这些人的思维，无论如何，我不过是想做点事情而已，为什么就跟我过不去呢？



    但在短暂的郁闷之后，张居正恢复了平静，他意识到，一股庞大的反对势力正暗中涌动，如不及时镇压，多年的改革成果将毁之一旦，而要对付他们，摆事实、讲道理都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这帮人本就不是什么实干家，他们的唯一专长就是摆出一幅道貌岸然的面孔，满口仁义道德，唾沫横飞攻击别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对这帮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就一个字——打！



    张居正汇报此事后，皇帝随即下达命令，对敢于上书的四人执行廷杖，也就是打屁股。



    张大人的本意，大抵也就是教训一下这帮人，但后果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打屁股的命令下来后，原先不吭声的也坐不住了，纷纷跳了出来，搞签名请愿，集体上书，反正法不责众，不骂白不骂，不请白不请。



    但在一群凑热闹的人中，倒也还有两个比较认真的人，这两个人分别叫做王锡爵和申时行。



    这二位仁兄就是后来的朝廷首辅，这里就不多说了，但在当时，王锡爵是翰林院掌院学士，申时行是人事部副部长，只能算是小字辈。



    辈分虽小，办事却是大手笔，人家都是签个名骂两句完事，他们却激情澎湃，竟然亲自跑到了张居正的府上，要当面求情。



    张大人哪里是说见就见的，碰巧得了重病，两位大人等了很久也不见人，只能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申时行回去了，王锡爵却多了个心眼，趁人不备，竟然溜了进去，见到了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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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人都闯进来了，张居正无可奈何，只好带病工作。



    王锡爵不说废话，开门见山：希望张居正大人海涵，不要打那四个人。



    张居正唉声叹气：



   “那是皇上生气要打的，你求我也没用啊！”



    这话倒也不假，皇帝确实很生气，命令也确实是他下的。



    这种话骗骗两三岁的小孩，相信还管用，但王锡爵先生……已经四十四了。



   “皇上即使生气，那也是因为您！”这就是王锡爵的觉悟。



    话说到这个份上，张居正无话可说了，现场顿时陷入了沉寂。



    见此场景，王锡爵感到可能有戏，正想趁机再放一把火，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



    沉默不语的张居正突然站了起来，抽出了旁边的一把刀，王锡爵顿时魂飞魄散，估计对方是恼羞成怒，准备拿自己开个刀，正当他不知所措之际，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九五至尊，高傲无比，比皇帝还牛的张大人扑通一声——给他跪下了。



    没等王学士喘过气来，张学士就把刀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一边架一边喊：



    “皇帝要留我，你们要赶我走，到底想要我怎么样啊！”



    面对无数居心叵测的人，面对如此困难的局面，张居正一直在苦苦支撑着，他或许善于权谋，或许挖过坑，害过人，但在这个污浊的地方，要想生存下去，要想实现救国济民的梦想，这是唯一的选择。



    现在他的忍耐终于到达了顶点。



    张居正跪在王锡爵的面前，发出了声嘶力竭的呐喊：



    “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



    王锡爵懵了，他没有想到，那个平日高不可攀的张大学士，竟然还有如此无奈的一面，情急之下手足无措，只好匆匆行了个礼，退了出去。



    张居正发泄了，王锡爵震惊了，但闹来闹去，大家好像把要被打屁股的那四位仁兄给忘了，于是该打的还得打，一个都不能少。



    万历五年（1577）十月二十三日，廷杖正式执行，吴中行、赵用贤廷杖六十，艾穆、沈思孝廷杖八十，这么看来，师生关系还是很重要的，要知道，到关键时刻能顶二十大板！



    事情前后经过大致如此，打屁股的过程似乎也无足轻重，但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地方——打屁股的结果。



    两个人在同一个地方,挨了同样的打,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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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次廷杖中，张居正的两位学生在抗击打能力上，表现出了完全相反的特质，吴中行被打之后，差点当场气绝，经过奋力抢救，才得以生还，休养了大半年，还杵了一辈子拐杖。



    但赵用贤就不同了，据说他被打之后虽然伤痕遍布，元气大伤，却明显能扛得多，回家后躺了一个多月，就能起床跑步了。



    这是一个奇迹，同样被打的两个人，差别怎么会这么大呢？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严谨的精神，去详细分析一下这个明代特有的发明——打屁股。



关于打屁股问题的技术分析报告



    廷杖，也就是打屁股，是明代的著名特产，大庭广众之下，扒光裤子，露出白花花的屁股，几棍下去，皮开肉绽，这就是许多人对打屁股的印象。



    然而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各位，打屁股，并非如此简单，事实上，那是个技术工种。



    根据人体工程学原理分析，明代的廷杖是一种极为严酷的刑罚，因为那跟你在家挨打不一样，你爹打你，无非是用扫把，小棍子，惨无人道点的，最多也就是皮带。



    但廷杖就不同了，它虽然也用棍子，却是大棍子，想想碗口粗的大棍以每秒N米的加速度向你的屁股着陆，实在让人胆寒，所以连圣人也说过，遇到小棍子你就挨，遇到大棍子，你就要跑（小仗则受，大仗则走）。



    而执行廷杖的人，基本上都是锦衣卫，这伙人平时经常锻炼身体，开展体育活动，随手一抡，不说开碑碎石，开个屁股还是不难的。



    所以经过综合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如无意外，二十廷杖绝对足以将人打死。



    但一直以来，意外始终在发生着，一百杖打不死的有，一杖就完蛋的也不缺，说到底，还要归功于我国人民的伟大智慧。



    纵观世界，单就智商而言，能和中国人比肩的群体，相信还没生出来，而我国高智商人群最为突出的表现，就在于从没路的地方走出路来。



    打不打屁股，那是上级的事，但怎么打，那就是我的事了，为了灵活掌握廷杖的精髓，确保一打就死，或者百打不死，锦衣卫们进行了艰苦的训练，具体方法如下：（有兴趣者，可学习一二，但由此带来之后果本人概不负责）

飞扬在天

找到一块砖头（种类不限），在上面垫一张宣纸（一点就破那种），用棍子猛击宣纸，如宣纸破裂，则重新开始，如此这般不断练习，以宣纸不破，而砖头尽碎为最高层次。



    如果能打到这个级别，基本就可以出师了，给你送过钱的，就打宣纸，打得皮开肉绽，实际上都是软组织损伤，回家涂了药，起来就能游泳。



    要是既无关照，又有私仇的，那就打砖头，一棍下去表皮完整，内部大出血，就此丧了命那是绝不奇怪。



    顺便说一句，在当时，另一个技术工种也有类似的练习，那就是砍头的郐子手，这也是门绝活，操作方法与打屁股恰好相反，找一块平整的肉，然后在上面放上一块宣纸，用刀剁宣纸，把下面的肉剁碎，上面的宣纸不能破损，就算是炉火纯青了。



    练这一手，那也是深谋远虑，如果给钱的，一刀下去就结果，不会有痛苦，不给钱的，随手一刀，爱死不死，多久才死，反正是你的事。



    如果有给大钱的，那就有说头了，只要不是什么谋反大罪，不用验明首级，再买通验尸官，犯不着人头落地，就能玩花样了：顺手一刀砍在脖子上，看上去血肉模糊，其实上大血管丝毫无损，抬回去治两天，除了可能留个歪脖子后遗症外，基本上没啥缺陷。



    这才是真正的技术含量，什么“庖丁解牛”，和砍头打屁股的比起来，实在是小儿科。拉到刑场上都杀不死，打得皮开肉绽都没事，这就是技术。



    技术决定效益，这是个真理



    所以长久以来，打屁股的锦衣卫日夜操练技术，毕竟人家就靠这手本事混饭吃，不勤奋不行，但日久天长，朝廷也不是傻瓜，慢慢地看出了门道，为保证廷杖的质量，也研发了相应的潜规则口令，分别是：打、着实打、用心打。



    所谓打，就是意思意思，谁也别当真，糊弄两下就没事了。



    而着实打，就是真打了，该怎么来怎么来，能不能挺得住，那得看个人体质。



    最厉害的，是用心打，只要是这个口令，基本上都是往死里打，绝对不能手软。



    这三道口令原本是潜规则，后来打得多了，就成了公开命令，不但要写明，而且打之前由监刑官当众宣布，以增加被打者的心理压力。而赵用贤和吴中行的廷杖命令上，就明白地写着着实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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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是着实打，那就没什么说的了，虽然有人给锦衣卫送了钱，也说了情，但毕竟命令很明确，如果过轻，没准下次被打的就是自己，和钱比起来，还是自己的屁股更重要。



    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既然同样是着实打，同样是读书人，体质相同，为什么吴中行丢了半条命，赵用贤却如此从容？



    原因很简单，赵用贤是个胖子，而吴中行很瘦，用拳击术语讲，这二位不是一个公斤级的，抗击打能力不同，赵用贤有脂肪保护，内伤较小，而吴中行没有这个防护层，自然只能用骨头来扛。



    这一结果也生动地告诉了我们，虽说胖子在找老婆、体育活动方面不太好使，但某些时候，有一身好肥肉，还是派得上用场的。



    挨打之后还没完，吴中行和赵用贤因为官职已免，被人连夜用门板抬回老家（没资格坐轿子），这场学生骂老师的闹剧就此划上句号。



    当然，不管他们出于何种动机，是否有人主使，但这两位仁兄由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软话，坚持到底，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让人敬佩。



    但在整个事件中，最让人胆寒的，却不是张居正，也不是这两位硬汉，而是一个女人。



    在赵用贤与吴中行被打的时候，许多同情他们的官员在一旁议论纷纷，打完之后，王锡爵更是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抱住吴中行痛哭不已，但没有几个人注意到，与他同时冲上去的，还有一个女人——赵用贤的老婆。



    但这位大嫂的举动却出人意料，她初步照料了自己的丈夫后，便开始在现场收集一样东西——赵用贤的肉。



    由于打得太狠，赵用贤虽然是个胖子，腿上也还是被打掉了不少肉，赵夫人找到了最大的一块，带回了家，用特制方法风干之后，做成腊肉，从此挂在了家里。



    这位悍妇之所以干出如此耸人听闻之举，是因为在她看来，被打是一件无比光荣的事情，她要留下纪念品，以表示对张居正的永不妥协，并利用这块特殊的肉，对后代子孙进行光荣传统教育——你爹虽然挨了打，但是打得光荣，打得伟大！



    打完了四个人的屁股，却打不完是非，此后攻击张居正的人有增无减，什么不回家奔丧，就禽兽不如之类的话也说了出来，骂来骂去，终于把皇帝骂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