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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飞扬在天

[转贴][长篇连载]明札记

 火... [复制链接]
 楼主| 发表于 2008-9-27 17:0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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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驻扎泗川的岛津义弘也率第五军撤退,明军仍然未动。



    五大老一片欢腾,在他们看来,撤军行动十分成功,明军毫不知情。



    然而接下来,一个消息打断了他们的欢呼——小西行长被拦住了。



    作为脑筋最灵活的日军将领,小西行长的反应极快,获准撤退后,他立即带兵,日夜兼程赶赴海边,却看到了等待已久的明军水师。



    但小西行长并不惊慌,因为这一切早在他预料之中。



    顺天离海较远,不利逃跑,而沿海地区水路复杂,易于封锁,如果明军不来,那才是怪事。



    为了实现胜利大逃亡,他已想出了对策,并付诸实施,而到目前为止,事情进行得十分顺利,顺利脱身指日可待。



    但事实上,五大老错了,小西行长也错了。



    明军放任加藤清正和岛津义弘逃走,并非疏忽,而是一个圈套的开始。



    在之前的十天里,麻贵对局势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他清醒地意识到,日军有意撤退,但凭借明军目前的兵力,是很难全歼敌军的,恰恰相反,对方已有了充足的撤军准备,如果逼狗跳墙,后果将很难预料。



    唯一的方法,就是逐个击破。



    但日军是同时撤退的,明军兵力有限,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十一月四日,他终于找到了那个方法。



    就在这一天,陈璘出海巡视,突然发现自顺天方向驶出一条日军小船,行踪隐蔽,速度极快。



    要换在以往,陈璘会立即下令向此船开炮。



    但这一次,他犹豫了,因为几十年战场经验告诉他,不能攻击这条船。



    考虑片刻后,他派出了舰只跟踪此船,几个时辰之后,消息传回,他的估计得到了印证——这条船的目的地,是泗川。



    他立即将此时通报麻贵,双方的判断达成了惊人的一致:几天之内,日军将全军撤退,而那条小船,是小西行长派出的,其唯一目的,是向岛津义弘求援。



    这正是小西行长的对策,他知道,一旦撤退开始,靠海的加藤清正和岛津义弘必定能顺利溜号,而他地形不利,很可能被堵住,到时只能找人帮忙。



    加藤清正是老对头,不帮着明军打自己,就算不错了,是绝靠不住的。



    只能指望岛津义弘了,他相信,关键时刻,这位二杆子是会拉兄弟一把的。



    于是他派出小船通报此事,而结果也让他很满意,小船安全返回,并带来了岛津义弘的承诺。



    后顾之忧解除,他终于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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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此时,麻贵和陈璘已经制定出了最终的作战计划:



    中路董一元、西路刘綎密切监视日军加藤清正及岛津义弘部,发现其撤军,立即上报,但不得擅自追击。



    水军方面,陈璘部停止巡航,并撤去蔚山、泗川一带海域之水师,全军集结向顺天海域前进,堵住小西行长撤退的海道。



    放走加藤清正和岛津义弘,因为他们并不重要,只有小西行长,才是这场战争的胜负关键。



    这是一个最佳的诱饵,在其诱惑之下,日军将逐个赶来,成为明军的完美猎物。



    撤退、放行、堵截,一切按计划如期进行,双方都很满意,但胜利者终究只有一个,决定胜负的最后时刻已经到来。



    十一月十八日,夜



    小西行长没有看错人,岛津义弘不愧二杆子之名,虽然他已成功撤退到安全地带,但听说小西行长被围后,却依然信守承诺,率第五军一万余人赶来救援。



    但除了小西行长外,还有一个人也热切地期盼着他的到来——陈璘。



    四天前,他召集全军,连夜赶到了顺天海域,经过仔细观察,他发现,从泗川到顺天,必须经过一条狭长的海道,而这片海域的名字,叫做露梁海。



    在露梁海的前方,只有两条水路,一条通往观音浦,另一条经猫岛,通往顺天。



    他随即做出了如下部署:



    副总兵邓子龙,率三千人,埋伏于露梁海北侧。



    水军统制使李舜臣,率五千人,埋伏于露梁海南侧的观音浦。



    而他自己则率领余下主力,隐蔽于附近海域。



    当岛津义弘部队出现时,全军不得擅自行动,等待其部完全进入露梁海后,方可发动攻击。



    攻击发起时,邓子龙部应以最快之速度,截断敌军后退之路,李舜臣部则由观音浦出动,袭击敌军之侧面,打乱敌军之阵型。



    以上两军完成攻击后,须坚守阵地,不惜任何代价,将岛津义弘部堵死于露梁海中,等待陈璘主力到来。



    而那时,明军将发动最后的攻击,将侵略者彻底埋葬。
 楼主| 发表于 2008-9-27 17:0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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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就绪,李舜臣却发问了:邓子龙堵截后路,我守观音浦,猫岛何人驻守?



    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如岛津义弘熬过伏击,坚持向猫岛挺进,就能到达顺天,与小西行长成功会师,局势将一发不可收拾。



    然而陈璘告诉他,猫岛根本无须派兵驻守。



   “岛津义弘是不会走这条路的,我肯定。”



    在不安与等待中,十八日的夜晚到来。



    此时的岛津义弘站在旗舰上,信心十足地向着目的地挺进。之前的泗川之战,虽然他只是侥幸捡个便宜,但毕竟是胜了,又被人捧为名将,就真把自己当回事了。之所以跑来救小西行长,倒不是他俩关系多好,无非是二杆子精神大爆发,别人不干,他偏干。



    此外,他已认定,明军围困小西行长,必然放松外围的戒备,更想不到日军去而复返,此时进攻,必能一举击溃明军。



    在这个世界上,笨人的第一特征,就是自认为聪明。



    事实印证了岛津义弘的猜想,明军以往严加防范的露梁海峡,竟然毫无动静,由一万五千余人组成的日军舰队,就此大摇大摆地开了进去。



    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没能领到回航的船票。



    日军的舰队规模很大,共有六百多条船,队列很长,当后军仍在陆续前进之时,前军的岛津义弘已依稀看到了前方的猫岛。



    但他永远不可能到达那里了,因为当最后一条船进入露梁海口的时候,等待已久的邓子龙发动了攻击。



    邓子龙手下的这三千兵,大多是浙江人,跟随他从浙江前来此地,虽然名不见经传,却绝非寻常。在五十多年前,这支队伍有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俞家军。



    在当年那场艰苦卓绝的抗倭之战中,两位大明名将分别创建了专属于自己的军队:戚家军,以及俞家军。



    俞大猷熟悉海战,是唯一堪与徐海对敌的明朝海军将领。而他所创建的俞家军,大都从渔民中选取,熟悉水性和流向,善于驾船,并经过严格训练,多次与倭寇海盗交战,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堪称明朝最精锐的水军。



    经过五十年的淬炼与更替,他们来到了朝鲜,露梁海。



    接到进攻命令后,邓子龙部从埋伏处突然驶出,将日军归路堵死,并以十只战船为一组,向日军舰队发起多点突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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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由于日军队列过长,而且毫无防备,转瞬之间,后部上百条战船已被切成几段,虽然日军人数占优,却陷入明军分割包围,动弹不得。



    包围圈内的日军一片慌乱,他们纷纷拿起武器,准备和跳上船的明军肉搏,然而明军战舰却丝毫不动,保持着诡异的平静。



    日军的疑问没有持续太久,便听到了答案——可怕的轰鸣声。



    明军的第二波攻击开始,不用跳帮,不用肉搏,因为在邓子龙的战舰上,装备着一种武器——虎蹲炮。这是一种大型火炮,射程可达半里,虽然威力一般,炮弹飞个几百米就得掉水里,但近距离内打日军的铁皮木头船,还是绰绰有余。



    就这样,在炮轰、哀嚎、和惨叫声中,日舰队后军损失惨重,基本丧失了作战能力。



    当炮声响起的时候,前军的岛津义弘立即意识到,中埋伏了。



    但很快,他就显示出了惊人的镇定与沉着,并做出了正确的判断——继续前进。



    后军已经深陷重围,敌军兵力不清,所以目前唯一的方法,就是攻击向前,与顺天的小西行长会师。只有这样,才有反败为胜的可能。



    在岛津义弘的指挥下,日军舰队抛弃了后军,不顾一切地向前挺进。



    然而,他们没能走多远。



    当岛津义弘军刚刚冲出露梁海时,便遭受了第二次致命的打击——李舜臣出现了。



    被冷落三年后,李舜臣终于再次成为了水军统领,当他于三个月前上任时,迎接他的,却只有两千多老弱残兵和一些破烂的船只,因为他的前任元均在战死的同时,还带走了许多水军舰船作为陪葬。



    此时,明朝水军尚未到来,日军主帅藤堂高虎率领舰队横扫朝鲜海峡,无人可挡,而李舜臣,什么都没有。



    九月十五日,藤堂高虎率四百余条战舰,闯入鸣梁海峡。



    李舜臣得知消息后,即刻率少量龟船出战,确切地说,是十二条。这已经是他的全部家当。



    四百对十二,于是几乎所有人都认定,虽然李舜臣是少有的水军天才,此战也必败无疑,除非奇迹发生。



    但事实告诉我们,奇迹,正是由天才创造的。



    战役结局证明,藤堂高虎的水军技术,也就能对付元均这类的废物,经过激战,李舜臣轻松获胜,并击沉四十余艘敌舰,歼灭日水军三千余人,日军将领波多信时被击毙,藤堂高虎身负重伤,差点被生擒,日军大败,史称鸣梁海之战。
 楼主| 发表于 2008-9-27 17:0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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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舜臣而言,这不过光荣的开始,而露梁海,将是传奇的结束。



    当日军舰队出现在视野之中时,他毫不犹豫地下达了攻击令。



    此时,岛津义弘的心中正充满期待,他已经看见了前方的猫岛,如此靠近,如此清晰,只要跨过此地,胜利仍将属于自己。



    然后,他就听见了炮声,从他的侧面。



    在战场上,军队的侧翼是极其脆弱的。一旦被敌方袭击,很容易被拦腰截断,失去战斗能力,其作用类似于打群架时被人脑后拍砖,是非常要命的一招。



    很明显,龟船比砖头厉害得多。在李舜臣的统一指挥下,这些铁甲乌龟直插日军舰群,几乎不讲任何战术,肆无忌惮地乱打乱撞。在这突然的打击下,日军指挥系统被彻底搅乱,混作一团,落海丧生者不计其数。



    然而,就在这最为混乱的时刻,岛津义弘却并没有慌乱。



    作为一位优秀的指挥官,他保持了清醒的意识,在攻击发起的那一刻,他已然确定,敌人来自侧翼。



    而他的前方,仍然是一片坦途,很明显,明军并未在此设防。



    那就继续前进吧,只要到达顺天,一切都将结束。



    按照之前的计划,当邓子龙的第一声炮声响起时,陈璘启航出击。



    出于隐蔽的需要,陈璘的军队驻扎在竹岛,这里离露梁海较远,需要行驶一段,才能到达会战地点。



    而在此之前,岛津义弘将有足够的时间通过空虚的猫岛海域,成功登陆顺天。



    然而陈璘并不着急,因为他知道,那看似无人防守的猫岛,是岛津义弘绝对无法逾越的。



    拼死前行的日军舰队终于进入了猫岛海域,然而就在此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在一片宁静之中,位列前列的三艘战舰突然发出巨响!船只受创起火,两艘被重伤,一艘沉没。



    没有敌船,没有炮火,似乎也不是自爆,看着空无一人的水域,岛津义弘第一次对这个世界产生了怀疑——有鬼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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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在那片看似平静的海面下,一种可怕的武器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它的名字,叫做水雷。



明代水雷,是以木箱为外壳,中间放置火药,根据海水浮力,填充重量不等的重物,以固定其位置,并保持漂浮于海面之下,以便隐蔽及定位。



当然了,关于这东西,我也就了解这么多。相关细节,如引爆及防水问题本人一概不知,唯一能确定的,就是这玩意确实能响,能用。



陈璘的自信,正是来源于此。



岛津义弘却依然是满脑浆糊,他的直觉告诉他,这是一个极为危险的地方,如果继续前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于是他下令,停止前进。



前行已无可能,绝望的日军只得掉头,向身后那个可怕的敌人发起最后的冲锋。



敌人的回归让李舜臣十分兴奋,他知道,最后的决战即将开始。



在乱军之中,李舜臣亲自擂鼓,率旗舰冲向日军舰群,这一刻,他已盼望了已久。



此时日军虽受重创,但主力尚存,李舜臣竟然孤军冲入敌阵,应该说,他很勇敢。但勇敢的另一个解释,就是愚蠢。



估计是打藤堂高虎之类的废物上了瘾,李舜臣压根就没把日军放在眼里,一路冲进了日军中军。然而岛津义弘用实际行动证明,作为日本二杆子的优秀代表,他并不白给。



很快,身经百战的岛津水军便理清了头绪,组织五十余条战船,将李舜臣的旗舰围得严严实实,不断用火枪弓箭射击,虽然龟船十分坚固,也实在扛不住这么个打法,船身多处起火,形势不妙。



眼看李舜臣就要落海喂鱼,陈璘赶到了。



我确信,这两个人之间的交情是很铁的,因为发现李舜臣被围之后,陈璘不等部队列阵,便义无反顾地冲了进去,而此时他的身边,仅有四条战舰。



于是,他也被围住了。



此时,已是十九日清晨。



无论岛津义弘、陈璘、或是李舜臣,都没有料到,战局竟会如此复杂:明朝联军围住了日军,日军却又围住了明朝两军主帅,仗打到这个份上,已经成了一团乱麻。



而第一个理出头绪的人,是岛津义弘。



在他的统一调配下,日军开始集中兵力,围攻陈璘和李舜臣的旗舰。



陈璘的处境比李舜臣还要惨,因为他的旗舰不是龟船,也没有铁刺铁钩,几名敢玩命的日军趁人不备,拼死跳了上来,抽刀直奔陈璘而去。



事发突然,船上的所有人目瞪口呆,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关键时刻,陈璘的儿子陈九经出场了。
 楼主| 发表于 2008-9-27 17:04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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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仁兄很是生猛,拼死扑了上去,用自己的身体挡刀,被砍得鲜血淋漓,巍然不动(血淋漓,犹不动)。



    明军护卫这才反应过来,一拥而上,把那几名日军乱刀砍死。



    惊出一头冷汗的陈璘没有丝毫喜悦,他很清楚,日军包围圈越来越小,跳上来的人会越来越多,援兵到来之前,如果不玩一招狠的,下个被砍死的,必定是自己。



    沉吟片刻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很快,奇特的景象出现了,逐渐靠拢的日军惊奇地发现,陈璘的旗舰上竟然看不到任何士兵!船上空空荡荡,无人活动,十分之安静。



    这是十分诡异的一幕,但在头脑简单的日军士兵看来,答案十分简单:陈璘船上的人,已经全部阵亡。



    于是他们毫无顾忌,纷纷跳了上去。



    然而他们终究看到了明军,在即将着陆的时候。



    其实明军一直都在,只不过他们趴在了甲板上。



    为了给日军一个深刻的印象和教训,陈璘命令:所有明军一律伏身,并用盾牌盖住自己(挨牌而伏),手持长枪,仰视上方,当看见从天而降的人时,立即对准目标——出枪。



    伴随着凄厉惨叫声,无数士兵被扎成了人串,这一血腥的场景彻底吓住了日军,无人再敢靠近。



    趁此机会,圈外的部分明军战舰冲了进来,与陈璘会师,企图攻破包围圈,但日军十分顽固,死战不退,双方陷入僵持状态。



    然而,就在这战斗最为激烈的时刻,陈璘的船上突然响起了鸣金声。



    在日军思维中,鸣金,就是不准备打了,可如今大家都在海上,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收兵回营这一说,您现在鸣金,算怎么回事?



    而明军战船在收到这一信号后,却极为一致地停止了攻击,日军不明就里,加上之前吃过大亏,也不敢动,平静又一次降临了战场。



    这正是陈璘所期盼的,因为这一次,他并没有故弄玄虚,之所以鸣金,只因为他需要时间,去准备另一样秘密武器。



    他得到了足够的时间。



    随即,日军看到了另一幕奇景,无数后部带火的竹筒自明军舰上呼啸而出,重重地击打在自己的船上,所到之处爆炸起火,浓烟四起,日军舰队陷入一片火海。



    这种武器的名字,叫做火龙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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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许多年后,面对拿火枪的英军,手持长矛,目光呆滞的清军几乎毫无抵抗之力,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几百年前的明军,却有着先进的思维、创意,以及登峰造极的火器。



    火龙出水,就是明代军事工业最为优秀的杰作。



    该武器由竹筒或木筒制成,中间填充火药弹丸,后部装有火药引信,射程可达两百步,专门攻击对方舰船,是明军水战的专用武器。点燃后尾部带火,在水上滑翔,故称为火龙出水。这也是人类军事史上最早的舰对舰导弹雏形。



    什么新玩意都好,反正日军是经不起折腾了,陈璘和李舜臣趁机突围,开始组织追击。



    至此,战场的主动权已完全操控在陈璘手中,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出乎他的意料。



    在猫岛设下水雷,在观音浦安置伏兵,正如陈璘计划的那样,日军的所有去路被一一切断,与顺天敌人会师的梦想也彻底破灭,然而他依然疏漏了一点:失败后的敌人,将只有一个选择——撤退。



    而撤退的唯一通道,是露梁海。



    此时防守露梁海的,是邓子龙,他的手下,只有三千人。



    岛津义弘已无任何幻想,他明白自己落入了圈套,此刻唯一的奢望,就是逃离此处。



    在这最后的时刻,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穷寇莫追这个成语。遭受重创的日军舰队再次聚拢,不顾一切地向堵截他们去路的邓子龙水师发动了近乎疯狂的进攻。



    明军毕竟人少,在日军的拼死攻击下,防线渐渐不支,行将崩溃。



    关键时刻,邓子龙出现了。



    他虽然年过七十,却依然挺身而出,率领自己的旗舰,不顾一切地冲入日军船阵,因为这是唯一能够阻拦日军、争取时间的方法。



    邓子龙的战舰成功地吸引了日军的注意,在数十艘日舰的围攻下,邓子龙的船只很快起火燃烧,部下随即请示,希望邓子龙放弃此船,转乘小艇,暂避他处。



    然而邓子龙回答:



    “此船即我所守之土,誓死不退!”



    然后,他整装正容,在那艘燃烧的战舰上,坚持到人生的最后一刻。



坚守自己的岗位,无论何时、何地。在他看来,这是他应尽的职责。



    从军四十余年,一贯如此。
 楼主| 发表于 2008-9-27 17:05 | 显示全部楼层

1273终结的决断

邓子龙战死了,他用自己的生命挡住了日军的退路。



    在岛津义弘看来,失去将领的明军很快就会被击溃,并乖乖地让开道路。



    但是他错了。



    此时的明军已不再需要指挥,当他们亲眼目睹那悲壮的一幕,怒火被彻底引燃之时,勇气和愤怒已经成为了最为伟大的统帅。



    在复仇火焰的驱使下,邓子龙的浙兵发动了潮水般的逆袭,日军节节败退,被赶回了露梁海内。



    在那里,他们又遇见了分别不久的老朋友:陈璘和李舜臣。



    这下热闹了,陈璘军、李舜臣军,再加上退进来的岛津军和追击的邓子龙军,露梁海里布满战舰,可谓是人满为患。



    岛津义弘军的末日终于来临,等候已久的陈璘和李舜臣对日舰发动了最后进攻,数百门舰炮猛烈轰鸣,无数日军不是被炮弹当场炸死,就是跳海当饲料。在刺鼻的硫磺和血腥味中,伴随着燃烧的烈焰,蓝色的露梁海一片赤红。



    这就是曾经横行海上,骁勇善战的岛津水军的最后一幕,也是古往今来侵略者的必然结局。



    绝望的日军开始了最后的反扑,但已于事无补,在大炮的轰鸣声中,他们都将前往同一个世界。



    然而就在最终胜利的时刻即将到来的时候,一个意外发生了。



    在战斗中,李舜臣又一次身先士卒,考虑到之前他只有十二条破船就敢打日军四百条战舰,而今正值痛打落水狗,不表现一把实在说不过去。



    但就在他奋勇冲击的时候,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他的胸膛。



    这是一件极为匪夷所思的事情,此时明朝联军占尽先机,日军已是强弩之末,一盘散沙,打一枪就得换个地方,基本属于任人宰割型,行将崩溃。



    敌军已被包围,兵力武器占优,士气十分振奋,残敌不堪一击,这就是当时的战况,且李舜臣乘坐龟船,四周都有铁甲包裹,射击空隙有限,说难听点,就算站出去让人打,都未必能被击中。



    然而李舜臣还是中弹了
 楼主| 发表于 2008-9-27 17:05 | 显示全部楼层

1274

在这世上,有些事情是说不准的,比如二战时的苏军大将瓦杜丁,自出道以来身经百战,什么恶仗、硬仗、找死仗都打过。斯大林格勒挺过来了,库尔斯克打赢了,追得德军名将曼斯坦因到处跑,如此猛人,竟然在战役结束,到地方检查工作的时候,遇上了一帮土匪,腿上挨了一冷枪。按说伤也不重,偏偏就没抢救过来,就这么死了。



     李舜臣的情况大致如此。



     啥也别说了,总之一句话,这就是命。



     身负重伤的李舜臣明白,他的使命即将结束,但这场战役并未终结。



     于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身边的部将李莞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我就要死了,但现在战况紧急,不要透露我的死讯,请你接替我的位置,以我的名义,继续战斗下去。”



    这也是他的最后遗言。



    在战场上,唯一的衡量标准就是胜负,因为只有胜利者的故事,才能流传下来。



    所以李舜臣依然是幸运的,他虽没能看到胜利的来临,但他的一切都将作为胜利者的传奇传扬万世,正如他所写过的那首诗句:



    全节终须报,成功岂可知?



    平生心已定,此外有何辞!



    节已报,心已定,便已成功,再有何辞?



    伴随着李舜臣的逝去,日军迎来了自己的最后命运,在明朝联军的全力猛攻下,战斗变成了屠杀,日方四百余艘战舰被击沉,一万余人阵亡,日军惨败。



    但要说日军毫无亮点,那也是不客观的。要特别提出表扬的,就是岛津义弘同志,他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逃跑本领可谓举世无双,在抛下无数垫背、送死的同胞后,他终于逃了出去,虽然此时他的身边,只剩下了几十余条破船和几百名士兵。



    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一月十九日中午,历时一天半的露梁海大战正式结束,日军精锐第五军全军覆没,史称露梁海大捷。



    露梁海大捷后,翘首期盼的小西行长部终于彻底崩溃,纷纷化整为零,四散奔逃,小西行长不落人后,率残部趁明军不备,乘船偷渡出海,经过千辛万苦逃回日本,余部大部被歼。



    至此,抗倭援朝战争正式结束,此战历时七年,最终,以中国军队的彻底胜利,以及日本军队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七年前,那杯由邪恶与野心酿成的苦酒,最终浇到丰臣秀吉的坟头上。



    活该,死了也该。



    正义终究战胜了邪恶,无论此时,或是三百四十年后,历史都用事实告诉了我们相同的道理:



    无论何时何地,总会有那么几个不安分的侵略者,他们或许残暴,或许强大,或许看似不可战胜,但终将被埋葬。

[1275]


        战争结束了,胜利也好,失败也罢,参战的主角们都有了各自的结局。



    两年后(1600),超级“忍者”德川家康终于发作,集结兵力,准备欺负丰臣秀吉的孤儿寡妇,死硬派小西行长当即联同石田三成等人,组成西军,出兵迎战。



    但滑稽的是,出于对小西行长、石田三成的极度憎恨,作为丰臣秀吉的铁杆亲信,加藤清正、福岛正则等人当机立断,放下与德川家康之间的敌我矛盾,毅然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内部矛盾中去,加入东军,跟小西行长玩命。



    而最搞笑的,莫过于岛津义弘,此人和丰臣秀吉关系本就不好,开战之初是德川家康的人,并奉命去帮助守城。结果城里的人未接通报,以为他是敌人派来忽悠的,不但没有开门,还对他放了几枪。



    换了别人,无非是回去找德川家康告一状,之后该干嘛还干嘛,可这位就不同了,二杆子精神再起,操着家伙连夜投小西行长去也。



    经过你来我往数个回合,这一大帮子人终于在日本关原碰上了,展开死磕,经过一天战斗,西军败退,小西行长战败后逃走,后又被擒获斩首,岛津义弘还是一如既往地跑了路,后来托人求情捡了一条命。



    丰臣秀吉创立的事业就此完结。



    但历史的惩罚并未结束,十五年后(1615),战火再起,在大阪夏季战役中,德川家康攻克了丰臣家的最后据点大阪城,丰臣秀吉的老婆孩子都死在城里,丰臣家族灭亡,断子绝孙。



    我不是报应论者,但这一次,我信。



    此后,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并建立了著名的德川幕府,他着力与明朝恢复友好关系,发展经济,颇有建树。



    朝鲜失去了李舜臣,却迎来了和平,回复了平静的生活,为纪念那些为了朝鲜人民的安宁和自由而牺牲的明军将士,朝鲜政府修建了大报坛,每年祭祀,以表示对明朝仗义相助的感激,并提醒后辈不忘报恩。



    现在,大报坛已经消失了,为什么消失,我不知道。


    明朝的大军得胜归来,万历并没有亏待他们,将领之中,麻贵升任右都督,陈璘和刘綎也升了官。
 楼主| 发表于 2008-9-27 17:06 | 显示全部楼层

[1276]

当兵的也没白干,为表彰群众,据说万历从国库里拨出了八万两白银,作为对士兵的封赏,当然,具体到每个人的头上,一层扒一层,外加还有陈璘这样的领导,能分到多少,那就不好说了。但无论如何,也算够意思了。



    虽然在七年之中,曾有过无数的曲折,遇上许多的困难,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因为打赢了。



    所谓正义、邪恶、侵略、暴行,大多时候都是毫无意义的胡扯,衡量战争的唯一且永远的准则,就是胜利,或失败。



    用黑暗的暴力维护了光明的正义,这正是明朝创立的不朽功勋。



    这场战争的最后结局大致如此,十分清楚,但有趣的是,几百年后,历史对于这场战争的评价,却十分之不清楚。



    具体说来是这样的:日本的史料表示,这是一场延续了战国光荣以及名将光辉的战争,虽然未必光彩(这一点,他们是承认的)。



    朝鲜(韩国)的史料则认为,这场战争之所以胜利,主要是因为李舜臣和朝鲜义军(无奈,政府军的表现实在太差),至于其他方面的因素,当然是有的,但似乎也是比较次要的。



    而明朝方面……,基本没什么动静。



    现象是奇怪的,但原因是简单的,因为在明朝看来,这场战争,压根就不是什么大事。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所谓的抗倭援朝战争,在史学界实在不算个啥,也没听说哪位专家靠研究这事出了名,即使在明代,它也只是万历三大征的一部分而已,史料也不算多,除了《万历三大征考》还算是马马虎虎外,许多细节只能从日本和朝鲜史料中找。



    说起来,也只能怪我国地大物博,什么事都有,什么人都出,就规模而言,这场战争确实不值一提,打了七年,从头到尾,明军的总人数不过四万左右,直到最后一年,才勉强增兵至八万,且打两个月就收了场,架势并不算大。



    而日本为了打这场仗,什么名将精兵之类的老本全都押上去了,十几万人拉到朝鲜,死光了再填,打到后来,国内农民不够,竟然四处抓朝鲜人回去种田,实在是顶不住了。



    朝鲜更不用说,被打得束手无策,奄奄一息,差点被人给灭了,国王都准备外出避难,苦难深重,自然印象深刻。



    相比而言,日本是拼了老命,朝鲜是差点没命,而明朝却全然没有玩命的架势,派几万人出国,军费粮食自己掏腰包,就把日本办挺了,事后连战争赔款都没要(估计日本也没钱给)。



    什么叫强大?这就叫强大。

[1277]


在进行这场战争的同时,明朝还调兵十余万,围剿四川方向的杨应龙叛乱,在万历同志看来,这位叫杨应龙的土财主(土司),比丰臣秀吉的威胁更大。



基于以上理由,在宣传方面,明朝也是相当落后。战争结束后,在日本,明明表现不咋样的加藤清正、岛津义弘都被捧上了天,所谓“虎加藤”、“鬼石曼子”一波接一波的吹,从没消停过。



朝鲜方面,货真价实的李舜臣自不必说,死后被封公爵,几百年下来,能加的荣誉都加了,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



至于明朝,对相关人员的处理,大致是这样的:



战后,刘綎、陈璘任职都督同知(从一品),算是升了半级。当然,也不是白升的,几个月后,这二位仁兄就被调去四川播州的穷山恶水,因为在那里,还有个杨应龙等着他们去收拾。



英勇献身的邓子龙也得到了封赏,他被追赐为都督佥事(从二品),并得到了一个世袭职位,给儿子找了个铁饭碗。



仅此而已。



但和李如松比起来,以上的几位就算不错了。这位仁兄智勇双全、能征善战,几乎以一己之力挽救了朝鲜战局,是朝鲜战争中最为杰出的军事天才。



可这位盖世英雄,死后不但没人捧,还差点被口水淹死第二遍。



说到底,都是言官惹的祸。



明代是一个开明的朝代,言官可以任意发言,批评皇帝,弹劾大臣,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民主。



可是民主过了头,就有问题了,发展到万历年间,言官们已经是无所不骂,坏人要骂,好人也要骂,不干事的要骂,干事的也要骂,且职位越高,权力越大,骂得就越响。



而李成梁十分符合这个条件,这位兄弟镇守边界数十年,权大势大,是最好的目标,外加他亏空贪污之类的事情也没少干,下台之后自然不招人待见,弹章堆得和山一样高,说什么的都有。



李如松自然也未能幸免,加上他在朝鲜风光一时,功勋卓著,就成了连带打击对象。最恶心人的是御史丁应泰,不但攻击他本人,连他的战绩也要骂,说平壤战役是小胜,日军死伤极少,碧蹄馆之战是大败,明军死伤极多。


这还不算,他居然检举朝鲜与日本串通,说李如松也有通倭嫌疑。
 楼主| 发表于 2008-9-27 17:06 | 显示全部楼层

[1278]

要按照他的说法和算法,明军的士兵估计都是死后从坟里刨出来的(一共也就四、五万人),日军都是拿白鸽的和平使者(死伤不多,就是要逃)。李如松应该算是双面间谍,明明和日军勾结,偏偏还把日军赶跑了。



这人不但无耻,还很无聊,弹劾一封接着一封,闹到最后,连不爱搭理人的万历也忍不住了,直接给他下了个革职令让他滚蛋。



然而,从根本上讲,封赏过少,弹劾过多的责任者并不是丁应泰,更不是万历,因为按照明朝的惯例和规定,像抗倭援朝这种规模的战役,带几万人出去打一场,封赏就这么少,弹劾就这么多,大家都习惯了。



所以真正的原因虽然可笑,却很真实:



对明朝而言,这实在不是个太大的事。



既然不是什么大事,自然就没人管,自己不管别人当然也不管,加上那些无聊的言官泼脏水,修明史的清代史官照单全收,日本和朝鲜史料又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各说各话,于是,对这场战争的评价,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争议、误解、谜团。



然而无论大小,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这样一件事情:



四百多年前,有一群人为了摧垮贪欲和邪恶,远赴他乡,进行过一场伟大的战争,在这场惊心动魄的较量里,他们中的许多人,为此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知道这一切,知道有这样一场战争,有这样一群人,曾为了捍卫自由与正义,英勇奋战,毫无畏惧。



为了那些无比的智慧,无畏的勇气,以及无私的牺牲。



万历二十七年(1599)四月,征倭总兵麻贵率军凯旋归来,明神宗在午门接见了他。



在搞完大大小小不厌其烦的程序仪式后,明神宗下旨,当众宣读大明诏书,通传天下,宣告抗倭援朝之役就此结束。



这是一封诏书,也是一个预言,因为在这份长篇大论之中,有这样一句话:



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



绝顶的官僚



在万历执政的前二十多年里,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他祖上留传下来的,也只能算是个烂摊子,而蒙古、宁夏、朝鲜、四川,不是叛乱就是入侵,中间连口气都不喘,军费激增,国库难支。



可是二十年了,国家也没出什么大乱子,所有的困难,他都安然度过。



因为前十年,他有张居正,后十年,他有申时行。


[1279]


  若评选明代三百年历史中最杰出的政治家,排行榜第一名非张居正莫属。在他当政的十年里,政治得以整顿,经济得到恢复,明代头号政治家的称谓实至名归。



  但如果评选最杰出的官僚,结果就大不相同了,以张居正的实力,只能排第三。



  因为这两个行业是有区别的。



  从根本上讲,明代政治家和官僚是同一品种,大家都是在朝廷里混的,先装孙子再当爷爷,半斤对八两。但问题在于,明代政治家是理想主义者,混出来后就要干事,要实现当年的抱负。



  而明代官僚是实用主义者,先保证自己的身份地位,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混。



  所以说,明代政治家都是官僚,官僚却未必都是政治家。两个行业的技术含量和评定指标各不相同,政治家要能干,官僚要能混。



  张居正政务干得好,且老奸巨滑,工于心计,一路做到首辅,混得也还不错。但他死节不保,死后被抄全家,差点被人刨出来示众,所以只能排第三。



  明代三百年中,在这行里,真正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混到惊天地、泣鬼神的,当属张居正的老师,徐阶。



  混迹朝廷四十多年,当过宰相培训班学员(庶吉士),骂过首辅(张璁),发配地方挂职(延平推官),好不容易回来,靠山又没了(夏言),十几年被人又踩又坑,无怨无悔,看准时机,一锤定音,搞定(严嵩)。



  上台之后,打击有威胁的人(高拱),提拔有希望的人(张居正),连皇帝也要看他的脸色,事情都安排好了,才安然回家欢度晚年,活到了八十一岁,张居正死了他都没死,如此人精,排第一是众望所归。



  而排第二的,就是张居正的亲信兼助手:申时行。



  相信很多人并不认同这个结论,因为在明代众多人物中,申时行并不是个引人瞩目的角色,但事实上,在官僚这行里,他是一位身负绝学,超级能混的绝顶高手。



  无人知晓,只因隐藏于黑暗之中。


  在成为绝顶官僚之前,申时行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具体点讲,是身世不清,父母姓甚名谁,家族何地,史料上一点儿没有,据说连户口都缺,基本属于黑户。

 楼主| 发表于 2008-9-27 17:07 | 显示全部楼层

[1280]

  申时行是一个十分谨小慎微的人,平时有记日记的习惯。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如今天我和谁说了话,讲了啥,他都要记下来,比如他留下的《召对录》,就是这一类型的著作。



  此外,他也喜欢写文章,并有文集流传后世。



  基于其钻牛角尖的精神,他的记载是研究明史的重要资料。然而奇怪的是,对于自己的身世,这位老兄却是只字不提。



  这是一件比较奇怪的事,而我是一个好奇的人,于是,我查了这件事。



  遗憾的是,虽然我读过很多史书,也翻了很多资料,依然没能找到史料确凿的说法。



  确凿的定论没有,不确凿的传言倒有一个,而在我看来,这个传言可以解释以上的疑问。



  据说(注意前提)嘉靖十四年时,有一位姓申的富商到苏州游玩,遇上了一位女子,两人一见钟情,便住在了一起。



  过了一段时间,女方怀孕了,并把孩子生了下来,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申时行。



  可是在当时,这个孩子不能随父亲姓申,因为申先生有老婆。



  当然了,在那万恶的旧社会,这似乎也不是什么违法行为,以申先生的家产,娶几个老婆也养得起,然而还有一个更麻烦的问题——那位女子不是一般人,确切地说,是一个尼姑。



  所以,在百般无奈之下,这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被送给了别人。



  爹娘都没见过,就被别人领养,这么个身世,确实比较不幸。



  但不幸中的万幸是,这个别人,倒也并非普通人,而是当时的苏州知府徐尚珍。他很喜欢这个孩子,并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徐时行。



  虽然当时徐知府已离职,但在苏州干过知府,只要不是海瑞,一般都不会穷。



  所以徐时行的童年非常幸福,从小就不缺钱花,丰衣足食,家教良好。而他本人悟性也很高、天资聪慧,二十多岁就考上了举人,人生对他而言,顺利得不见一丝波澜。



  但惊涛骇浪终究还是来了。



  万历四十一年(1562),徐时行二十八岁,即将上京参加会试,开始他一生的传奇。



  然而就在他动身前夜,徐尚珍找到了他,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其实,你不是我的儿子。



  没等徐时行的嘴合上,他已把之前所有的一切都和盘托出,包括他的生父和生母。



  这是一个十分古怪的举动。

[1281]


        按照现在的经验,但凡考试之前,即使平日怒目相向,这时家长也得说几句好话,天大的事情考完再说,徐知府偏偏选择这个时候开口,实在让人费解。



        然而我理解了。



        就从现在开始吧,因为在你的前方,将有更多艰难的事情在等待着你,到那时,你唯一能依靠的人,只有你自己。



        这是一个父亲,对即将走上人生道路的儿子的最后祝福。



        徐时行沉默地上路了。我相信,他应该也是明白的,因为在那一年会试中,他是状元。



        中了状元的徐时行回到了老家,真相已明,恩情犹在,所以他正式提出要求,希望能够归入徐家。



        辛苦养育二十多年,而今状元及第,衣锦还乡,再认父母,收获的时候到了。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的父亲拒绝了这个请求,希望他回归本家,认祖归宗。



        很明显,在这位父亲的心中,只有付出,没有收获。



        无奈之下,徐时行只得怀着无比的歉疚与感动,回到了申家。



        天上终于掉馅饼了,状元竟然都有白捡的。虽说此时他的生父已经去世,但申家的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敲锣打鼓,张灯结彩地把他迎进了家门。



        从此,他的名字叫做申时行。



        曲折的身世,幸福的童年,从他的养父身上,申时行获取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经验,并由此奠定了他性格的主要特点:



        做人,要厚道。



        然后当厚道的申时行进入朝廷后,才发现原来这里的大多数人都很不厚道。



        在明代,只要进了翰林院,只要不犯什么严重的政治错误,几年之后,运气好的就能分配到中央各部熬资格,有才的入阁当大学士,没才的也能混个侍郎、郎中,就算点背,派到了地方,官也升得极快,十几年下来,做个地方大员也不难。



        有鉴于此,每年的庶吉士都是各派政治势力极力拉拢的对象。申时行的同学里,但凡机灵点的,都已经找到了后台,为锦绣前程做好准备。



        申时行是状元,找他的人自然络绎不绝,可这位老兄却是巍然不动,谁拉都不去,每天埋头读书,毫不顾及将来的仕途。同学们一致公认,申时行同志很老实,而从某个角度讲,所谓老实,就是傻。


         然而事情的发展证明,老实人终究不吃亏。
 楼主| 发表于 2008-9-27 17:08 | 显示全部楼层

[1282]

要知道,那几年朝廷是不好混的,先是徐阶斗严嵩,过几年,高拱上来斗徐阶,然后张居正又出来斗高拱,总而言之是一塌糊涂。今天是七品言官,明天升五品郎中,后天没准就回家种田去了。



        你方唱罢我登场,上台洗牌是家常便饭,世事无常,跟着谁都不靠谱,所以谁也不跟的申时行笑到了最后。当他的同学纷纷投身朝廷拼杀的时候,他却始终呆在翰林院,先当修撰,再当左庶子。中间除了读书写文件外,还主持过几次讲学(经筵),教过一个学生,叫做朱翊钧,又称万历。



        俗语有云,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一晃十年过去,经过无数清洗,到万历元年,嘉靖四十一年的这拨人,冲在前面的,基本上都废了。



        就在此时,一个人站到了申时行的面前,对他说,跟着我走。



        这一次,申时行不再沉默,他同意了。



        因为这个人是张居正。



        申时行很老实,但不傻。这十年里,他一直在观察,观察最强大的势力,最稳当的后台,现在,他终于等到了。



        此后他跟随张居正,一路高歌猛进,几年内就升到了副部级礼部侍郎,万历五年(1577),他又当上了吏部侍郎,一年后,他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



        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的爹死了,虽说他已经获准夺情,但也得回家埋老爹。为保证大权在握,他推举年仅四十三岁的申时行进入内阁,任东阁大学士。



         历经十几年的苦熬,申时行终于进入了大明帝国的最高决策层。



         但是当他进入内阁后,他才发现,自己在这里只起一个作用——凑数。



        因为内阁的首辅是张居正,这位仁兄不但能力强,脾气也大,平时飞扬跋扈,是不折不扣的猛人。



        一般说来,在猛人的身边,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当敌人,要么当仆人。



       申时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很明白,像张居正这种狠角色,只喜欢一种人——听话的人。



        申时行够意思,张居正也不含糊,三年之内,就把他提为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傅(从一品)。



        但在此时的内阁里,申时行还只是个小字辈,张居正且不说,他后头还有张四维、马自强、吕调阳,一个个排过去,才能轮到他。距离那个最高的位置,依然是遥不可及。



       申时行倒也无所谓,他已经等了二十年,不在乎再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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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不用等十年,一年都不用。



    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死了。



    树倒猢狲散。隐忍多年的张四维接班,开始反攻倒算,重新洗牌,局势对申时行很不利,因为地球人都知道他是张居正的亲信。



    在这关键时刻,申时行第一次展现了他无与伦比的“混功”。



    作为内阁大学士,大家弹劾张居正,他不说话;皇帝下诏剥夺张居正的职务,他不说话;抄张居正的家,他也不说话。



    但不说话,不等于不管。



    申时行是讲义气的,抄家抄出人命后,他立即上书,制止情况进一步恶化。还分了一套房子,十倾地,用来供养张居正的家属。



    此后,他又不动声色地四处找人做工作,最终避免了张先生被人从坟里刨出来示众。



    张四维明知申时行不地道,偏偏拿他没办法。因为此人办事一向是滴水不漏,左右逢源,任何把柄都抓不到。



    但既然已接任首辅,收拾个把人应该也不太难,在张四维看来,他有很多时间。



    然而事与愿违,张首辅还没来得及下手,就得到了一个消息——他的父亲死了。



    死了爹,就得丁忧回家,张四维不愿意。当然,不走倒也可以,夺情就行,但五年前张居正夺情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考虑到自己的实力远不如张居正,且不想被人骂死,张四维毅然决定,回家蹲守。



     三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此时,老资格的吕调阳和马自强都走了,申时行奉命代理首辅,等张四维回来。



    一晃两年半过去了,眼看张先生就要功德圆满,胜利出关,却突然病倒了。病了还不算,两个月后,竟然病死了。



    上级都死光了,进入官场二十三年后,厚道的老好人申时行,终于超越了他的所有同学,走上了首辅的高位。



    一个新的时代,将在他的手中开始。



取胜之道



    就工作能力而言,申时行是十分卓越的,虽说比张居正还差那么一截,但在他的时代,却是最为杰出的牛人。



    因为要当牛人,其实不难,只要比你牛的人死光了,你就是最牛的牛人。



    就好比你上世纪三十年代和鲁迅见过面,给胡适鞠过躬,哪怕就是个半吊子,啥都不精,只要等有学问、知道你底细的那拨人都死绝了,也能弄顶国学大师的帽子戴戴。
 楼主| 发表于 2008-9-27 17:08 | 显示全部楼层

[1284]

更何况申时行所面对的局面,比张居正时要好得多:首先他是皇帝的老师,万历也十分欣赏这位新首辅;其次,他很会做人,平时人缘也好,许多大臣都拥戴他;加上此时他位极人臣,当上了大领导,一切似乎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不过,只是似乎而已。



    所谓朝廷,就是江湖。即使身居高位,扫平天下,也绝不会缺少对手。因为在这个地方,什么都会缺,就是不缺敌人。



    张四维死了,但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



    而这个敌人,是万历一手造就的。



    张居正死后,万历得到了彻底的解放。没人敢管他,也没人能管他,所有权力终于回到他的手中。他准备按自己的意愿去管理这个帝国。



    但在此之前,他还必须做一件事。



    按照传统,打倒一个人是不够的,必须把他彻底搞臭,消除其一切影响,才算是善莫大焉。



    于是,一场批判张居正的活动就此轰轰烈烈展开。



    张居正在世的时候,吃亏最大的是言官。不是罢官,就是打屁股,日子很不好过,现在时移势易,第一个跳出来的自然也就是这些人。



    万历十二年(1584)三月,御史丁此吕首先发难,攻击张居正之子张嗣修当年科举中第,是走后门的关系户云云。



    这是一次极端无聊的弹劾,因为张嗣修中第,已经是猴年马月的事,而张居正死后,他已被发配到边远山区充军。都折腾到这份上了,还要追究考试问题,是典型的没事找事。



    然而事情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事实上,这是一个设计周密的阴谋。



    丁此吕虽说没事干,却并非没脑子,他十分敏锐地察觉到,只要对张居正问题穷追猛打,就能得到皇帝的宠信,



    这一举动还有另一个更阴险的企图:当年录取张嗣修的主考官,正是今天的首辅申时行。



    也就是说,打击张嗣修,不但可以获取皇帝的宠信,还能顺道收拾申时行,把他拉下水,一箭双雕,十分狠毒。



    血雨腥风就此而起。



    申时行很快判断出了对方的意图,他立即上书为自己辩解,说考卷都是密封的,只有编号,没有姓名,根本无法舞弊。



    万历支持了他的老师,命令将丁此吕降职调任外地,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然而这道谕令的下达,才是暴风雨的真正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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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申时行所面对的局面,比张居正时要好得多:首先他是皇帝的老师,万历也十分欣赏这位新首辅;其次,他很会做人,平时人缘也好,许多大臣都拥戴他;加上此时他位极人臣,当上了大领导,一切似乎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不过,只是似乎而已。



    所谓朝廷,就是江湖。即使身居高位,扫平天下,也绝不会缺少对手。因为在这个地方,什么都会缺,就是不缺敌人。



    张四维死了,但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



    而这个敌人,是万历一手造就的。



    张居正死后,万历得到了彻底的解放。没人敢管他,也没人能管他,所有权力终于回到他的手中。他准备按自己的意愿去管理这个帝国。



    但在此之前,他还必须做一件事。



    按照传统,打倒一个人是不够的,必须把他彻底搞臭,消除其一切影响,才算是善莫大焉。



    于是,一场批判张居正的活动就此轰轰烈烈展开。



    张居正在世的时候,吃亏最大的是言官。不是罢官,就是打屁股,日子很不好过,现在时移势易,第一个跳出来的自然也就是这些人。



    万历十二年(1584)三月,御史丁此吕首先发难,攻击张居正之子张嗣修当年科举中第,是走后门的关系户云云。



    这是一次极端无聊的弹劾,因为张嗣修中第,已经是猴年马月的事,而张居正死后,他已被发配到边远山区充军。都折腾到这份上了,还要追究考试问题,是典型的没事找事。



    然而事情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事实上,这是一个设计周密的阴谋。



    丁此吕虽说没事干,却并非没脑子,他十分敏锐地察觉到,只要对张居正问题穷追猛打,就能得到皇帝的宠信,



    这一举动还有另一个更阴险的企图:当年录取张嗣修的主考官,正是今天的首辅申时行。



    也就是说,打击张嗣修,不但可以获取皇帝的宠信,还能顺道收拾申时行,把他拉下水,一箭双雕,十分狠毒。



    血雨腥风就此而起。



    申时行很快判断出了对方的意图,他立即上书为自己辩解,说考卷都是密封的,只有编号,没有姓名,根本无法舞弊。



    万历支持了他的老师,命令将丁此吕降职调任外地,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然而这道谕令的下达,才是暴风雨的真正开端。
 楼主| 发表于 2008-9-27 17:09 | 显示全部楼层

[1285]

明代的言官中,固然有杨继盛那样的孤胆英雄,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团伙作案。一个成功言官的背后,总有一拨言官。



    丁此吕失败了,于是幕后黑手出场了,合计三双。



    这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李值、江东之,羊可立。在我看来,这三位仁兄是名副其实的“骂仗铁三角”。



    之所以给予这个荣誉称号,是因为他们不但能骂,还很铁。



    李、江、羊三人,都是万历五年(1577)的进士。原本倒也不熟,自从当了御史后,因为共同的兴趣和事业(骂人)走到了一起,在战斗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成为了新一代的搅屎棍。



    之所以说新一代,是因为在他们之前,也曾出过三个极能闹腾的人,即大名鼎鼎的刘台、赵用贤、吴中行。这三位仁兄,当年曾把张居正老师折腾得只剩半条命,十分凑巧的是,他们都是隆庆(1571)五年的进士,算是老一代的铁三角。



    但这三个老同志都还算厚道人,大家都捧张居正,他们偏骂,这叫义愤。后来的三位,大家都不骂了,他们还骂,这叫投机。



    丁此吕的奏疏刚被打回来,李植就冲了上去,枪口直指内阁的申时行。还把管事的吏部尚书杨巍搭了上去,说这位人事部长逢迎内阁,贬低言官。



    话音没落,江东之和羊可立就上书附和,一群言官也跟着凑热闹,舆论顿时沸沸扬扬。



    对于这些举动,申时行起先并不在意:丁此吕已经滚蛋了,你们去闹吧,还能咋地?



    然而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几天以后,万历下达了第二道谕令,命令丁此吕留任,并免除应天主考高启愚(负责出考题)的职务。



    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政治信号。



    其实申时行并不知道,对于张居正,万历的感觉不是恨,而是痛恨。这位曾经的张老师,不但是一个可恶的夺权者,还是笼罩在他心头上的恐怖阴影。



    支持张居正的,他就反对,反对张居正的,他就支持!无论何人、何时、何种动机。



    这才是万历的真正心声,上次赶走丁此吕,不过是给申老师一个面子,现在面子都给过了,该怎么来,咱还怎么来。



    申时行明白,大祸就要临头了:今天解决出考题的,明天收拾监考的,杀鸡儆猴的把戏并不新鲜。
 楼主| 发表于 2008-9-27 17:10 | 显示全部楼层

[1286]

情况十分紧急,但在这关键时刻,申时行却表现出了让人不解的态度,他并不发文反驳,对于三位御史的攻击,保持了耐人寻味的沉默。



    几天之后,他终于上疏,却并非辨论文书,而是辞职信。



    就在同一天,内阁大学士许国、吏部尚书杨巍同时提出辞呈,希望回家种田。



    这招以退为进十分厉害,刑部尚书潘季驯、户部尚书王璘、左都御史赵锦等十余位部级领导纷纷上疏,挽留申时行。万历同志也手忙脚乱,虽然他很想支持三位骂人干将,把张居正整顿到底,但为维护安定团结,拉人干活,只得再次发出谕令,挽留申时行等人,不接受辞职。



    这道谕令有两个意思,首先是安慰申时行,说这事我也不谈了,你也别走了,老实干活吧。



    此外,是告诉江、羊、李三人,这事你们干得不错,深得我心(否则早就打屁股了),但到此为止,以后再说。



    事情就此告一段落,然而之后的发展告诉了我们,这一切,只不过是热身运动。



    问题的根源,在于“铁三角”。科场舞弊事件完结后,这三位拍对了马屁的仁兄都升了官:江东之升任光禄寺少卿,李植任太仆寺少卿,羊可立为尚宝司少卿。



    太仆寺少卿是管养马的,算是助理弼马温,正四品。光禄寺少卿管吃饭宴请,是个肥差,正五品。尚宝司少卿管公章文件,是机要部门,从五品。



    换句话说,这三个官各有各的好处,却并不大,可见万历同志心里有谱:给你们安排好工作,小事来帮忙,大事别掺和。



    这三位兄弟悟性不高,没明白其中的含义,给点颜色就准备开染坊。虽然职务不高,权力不大,却都很有追求,可谓是手攥两块钱,心怀五百万,欢欣鼓舞之余,准备接着干。



    而这一次,他们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打算捏软柿子,将矛头对准了另一个目标——潘季驯。



    可怜潘季驯同志,其实他并不是申时行的人。说到底,不过是个搞水利的技术员,高拱在时,他干,张居正在时,他也干,是个标准的老好人,无非是看不过去,说了几句公道话,就成了打击对象。



    话虽如此,但此人一向人缘不错,又属于特殊科技人才,还干着司法部部长(刑部尚书),不是那么容易搞定的。



    可是李植只用了一封奏疏,就彻底终结了他。

[1287]


        这封奏疏彻底证明了李先生的厚黑水平,非但绝口不提申时行,连潘技术员本人都不骂。只说了两件事——张居正当政时,潘季驯和他关系亲密,经常走动,张居正死后抄家,他曾几次上书说情。



    这就够了。



    申时行的亲信,不要紧;个人问题,不要紧;张居正的同伙,就要命了。



    没过多久,兢兢业业的潘师傅就被革去所有职务,从部长一踩到底,回家当了老百姓。



    这件事干得实在太过龌龊,许多言官也看不下去了。御史董子行和李栋分别上书,为潘季驯求情,却被万历驳回,还罚了一年工资。



    有皇帝撑腰,“铁三角”越发肆无忌惮,把战火直接烧到了内阁的身上,而且下手也特别狠,明的暗的都来。先是写匿名信,说大学士许国安排人手,准备修理李植、江东之。之后又明目张胆地弹劾申时行的亲信,不断发起挑衅。



    部长垮台,首辅被整,闹到这个份上,已经是人人自危,鬼才知道下个倒霉的是谁。连江东之当年的好友,刑科给事中刘尚志也憋不住了,站出来大吼一声:



    “你们要把当年和张居正共事过的人全都赶走,才肯干休吗(尽行罢斥而后已乎)?!”



    然而让人费解的是,在这片狂风骤雨之中,有一个人却始终保持着沉默。



    面对漫天阴云,申时行十分之镇定,既不吵,也不闹,怡然自得。



    这事要换在张居正头上,那可就了不得了。以这位仁兄的脾气,免不了先回骂两句,然后亲自上阵,罢官、打屁股,搞批判,不搞臭搞倒誓不罢休。刘台、赵用贤等人,就是先进典型。



    就能力与天赋而言,申时行不如张居正,但在这方面,他却远远地超越了张先生。



    申首辅很清楚,张居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务天才。而像刘台、江东之这类人,除了嘴皮子利索,口水旺盛外,干工作也就是个白痴水平。和他们去较真,那是要倒霉的,因为这帮人会把对手拉进他们的档次,并凭借自己在白痴水平长期的工作经验,战胜敌人。



    所以在他看来,李植、江东之这类人,不过是跳梁小丑,并无致命威胁,无须等待多久,他们就将露出破绽。


    所谓宽宏大量,胸怀宽广之外,只因对手档次太低。
 楼主| 发表于 2008-9-27 17:1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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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铁三角”似乎没有这个觉悟,万历十三年(1585)八月,他们再一次发动了进攻。



    事情是这样的,为了给万历修建陵墓,申时行前往大峪山监督施工,本打算打地基,结果挖出了石头。



    在今天看来,这实在不算个事,把石头弄走就行了。可在当时,这就是个掉脑袋的事。



    皇帝的陵寝,都是精心挑选的风水宝地,要保证皇帝大人死后,也得躺得舒坦,竟然挑了这么块石头地,存心不让皇上好好死,是何居心?



    罪名有了,可申时行毕竟只是监工,要把他拉下水,必须要接着想办法。



    经过一番打探,办法找到了:原来这块地是礼部尚书徐学谟挑的,这个人不但是申时行的亲家,还是同乡。很明显,他选择这块破地,给皇上找麻烦,是有企图的,是用心不良的,是受到指使的。



    只要咬死两人的关系,就能把申时行彻底拖下水。而这帮野心极大的人,也早已物色好了首辅的继任者,只要申时行被弹劾下台,就立即推荐此人上台,并借此控制朝局,这就是他们的计划。



    然而这个看似万无一失的计划,却有两个致命的破绽。



    几天之后,三人同时上疏,弹劾陵墓用地选得极差,申时行玩忽职守,任用私人,言辞十分激烈。



    在规模空前的攻击面前,申时行却毫不慌张,只是随意上了封奏疏说明情况,因为他知道,这帮人很快就要倒霉了。



    一天之后,万历下文回复:



    “阁臣(指申时行)是辅佐政务的,你们以为是风水先生吗(岂责以堪舆)!?”



    怒火中烧的万历骂完之后,又下令三人罚俸半年,以观后效。



    三个人被彻底打懵了,他们抓破脑袋,也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归根结底,还是信息工作没有到位。这几位仁兄晃来晃去,只知道找地的是徐学谟,却不知道拍板定位置的,是万历。



    皇帝大人好不容易亲自出手挑块地,却被他们骂得一无是处,不出口气实在说不过去。



    不过还好,毕竟算是皇帝的人,只是罚了半年的工资,励精图治,改日再整。



    可还没等这三位继续前进,背后却又挨了一枪。

[1289]

在此之前,为了确定申时行的接班人选,三个人很是费了一番脑筋,反复讨论,最终拍板——王锡爵。



这位王先生,之前也曾出过场。张居正夺情的时候,上门逼宫,差点把张大人搞得横刀自尽,是张居正的死对头,加上他还是李植的老师,没有更适合的人选了。



看上去是那么回事,可惜有两点,他们不知道:其一,王锡爵是个很正派的人,他不喜欢张居正,却并非张居正的敌人。



其二,王锡爵是嘉靖四十一年进士,考试前就认识了老乡申时行,会试,他考第一,申时行考第二,殿试,他考第二,申时行第一。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



基于以上两点,得知自己被推荐接替申时行之后,王锡爵递交了辞职信。



这是一封著名的辞职信,全称为《因事抗言求去疏》,并提出了辞职的具体理由:



老师不能管教学生,就该走人(当去)!



这下子全完了,这帮人虽说德行不好,但毕竟咬人在行,万历原打算教训他们一下后,该怎么养还怎么样。



可这仨太不争气,得罪了内阁、得罪了同僚,连自己的老师都反了水,再这么闹腾,没准自己都得搭进去,于是他下令,江东之、李植、羊可立各降三级,发配外地。



家犬就这么变成了丧家犬,不动声色之间,申时行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和稀泥的艺术



对申时行而言,江东之这一类人实在是小菜一碟。在朝廷里呆了二十多年,徐阶、张居正这样的超级大腕他都应付过去了,混功已达出神入化的地步,万历五年出山的这帮小喽罗自然不在话下。



混是一种生活技巧,除个别二杆子外,全世界人民基本都会混。因为混并不影响社会进步,人类发展,该混就混,该干就干,只混不干的,叫做混混。



申时行不是混混,混只是他的手段,干才是他的目的。



一般说来,新官上任,总要烧三把火,搞点政绩,大干特干,然而综观申时行当政以来的种种表现,就会惊奇地发现,他的大干,就是不干。他的作为,就是不作为。



申时行干的第一件事情,是废除张居正的考成法。



这是极为出人意料的一招,因为在很多人看来,申时行是张居正的嫡系,毫无理由反攻倒算。
 楼主| 发表于 2008-9-27 17:11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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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申时行就这么干了,因为这样干,是正确的。



考成法,是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工作指标层层落实,完不成轻则罢官,重则坐牢,令各级官员威风丧胆。



在很长时间里,这种明代的打考勤,发挥了极大效用,有效提高了官员的工作效率,是张居正的得意之作。



但张先生并不知道,这种考成法,有一个十分严重的缺陷。



比如朝廷规定,户部今年要收一百万两税银,分配到浙江,是三十万,这事就会下派给户部浙江司郎中(正五品),由其监督执行。



浙江司接到命令,就会督促浙江巡抚办理。巡抚大人就会去找浙江布政使,限期收齐。



浙江布政使当然不会闲着,立马召集各级知府,限期收齐。知府大人回去之后召集各级知县,限期收齐。



知县大人虽然官小,也不会自己动手,回衙门召集衙役,限期收齐。



最后干活的,就是衙役,他们就没办法了,只能一家一家上门收税。



明朝成立以来,大致都是这么个办法,就管理学而言,还算比较合理,搞了两百多年,也没出什么大问题。



考成法一出来,事情就麻烦了。



原先中央下达命令,地方执行,就算执行不了,也好商量。三年一考核,灾荒大,刁民多,今年收不齐,不要紧,政策灵活掌握,明年努力,接着好好干。



考成法执行后,就不行了,给多少任务,你就得完成多少,短斤少两自己补上,补不上就下课受罚。



这下就要了命了,衙役收不齐,连累知县,知县收不齐,连累知府,知府又连累布政使,一层层追究责任,大家同坐一条船,出了事谁也跑不掉。



与其自下而上垮台,不如自上而下压台。随着一声令下,各级官吏纷纷动员起来,不问理由,不问借口,必须完成任务。



于是顺序又翻了过来,布政使压知府,知府压知县,知县压衙役,衙役……,就只能压老百姓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上级压下级,下级压百姓。一般年景,也还能对付过去,要遇上个灾荒,那就惨了,衙役还是照样上门,说家里遭灾,他点头,说家里死人,他还点头,点完头该交还得交。揭不开锅也好,全家死绝也罢,收不上来官就没了,你说我收不收?



以上还算例行公事,到后来,事情越发恶劣。
 楼主| 发表于 2008-9-27 17:1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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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考成法业绩和官位挂钩,工作完成越多,越快,评定就越好,升官就越快。所以许多地方官员开始报虚数,狗不拉屎的穷乡僻壤,也敢往大了报,反正自己也不吃亏。



    可是朝廷不管那些,报了就得拿钱。于是挨家挨户地收,收不上来就逼,逼不出来就打,打急了就跑。而跑掉的这些人,就叫流民。



    流民,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个严重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这些人离开家乡,四处游荡,没有户籍,没有住所,也不办暂住证,经常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到万历中期,流民数量已经十分惊人。连当时的北京市郊,都盘踞着大量流民。而且这帮人一般都不是什么老实巴交的农民,偷个盗抢个劫之类的,都是家常便饭。朝廷隔三差五就要派兵来扫一次,十分难办。



    而这些情况,是张居正始料未及的。



    于是申时行毅然废除了考成法,并开辟了大量田地,安置各地的流民耕种,社会矛盾得以大大缓解。



    废除考成法,是申时行执政的一次重要抉择。虽然是改革,却不用怎么费力,毕竟张居正是死人兼废人,没人帮他出头,他的条令不废白不废。



    但下一次,就没这么便宜的事了。



    万历十八年(1590),总兵李联芳带兵在边界巡视的时候,遭遇埋伏,全军覆灭。下黑手的,是蒙古鞑靼部落的扯立克。



    事情闹大了,因为李联芳是明军高级将领,鞑靼部落把他干掉了,是对明朝政府的严重挑衅。所以消息传来,大臣们个个摩拳擦掌,打算派兵去收拾这帮无事生非的家伙。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非打不可了,堂堂大明朝,被人打了不还手,当缩头乌龟,怎么也说不过去。而且这事闹得皇帝都知道了,连他都觉得没面子,力主出兵。



    老板发话,群众支持,战争已是势在必行,然而此时,申时行站了出来,对皇帝说:



    “不能打。”



    在中国历史上,但凡国家有事,地方被占了,人被杀了,朝廷总就是群情激奋,人人喊打,看上去个个都是民族英雄,正义化身,然而其中别有奥秘:



    临战之时,国仇家恨,慷慨激昂,大家都激动。在这个时候,跟着激动一把,可谓是毫无成本,反正仗也不用自己打,还能落个名声,何乐而不为。

1292
主和就不同了,甭管真假,大家都喊打,你偏不喊,脱离群众,群众就会把你踩死。



    所以主战者未必勇,主和者未必怯。



    主和的申时行,就是一个勇敢的人。事实证明,他的主张十分正确。



    因为那位下黑手的扯立克,并不是一般人,他的身份,是鞑靼的顺义王。



    顺义王,是当年明朝给俺答的封号,这位扯立克就是俺答的继任者。但此人即不顺,也不义,好好的互市不干,整天对外扩张,还打算联合蒙古、西藏各部落,搞个蒙古帝国出来和明朝对抗。



    对这号人,打是应该的。但普鲁士伟大的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打仗说穿了,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对方听话,如果有别的方法能达到目的,何必要打呢?



    申时行找到了这个方法。



    他敏锐地发现,扯立克虽然是顺义王,但其属下却并非铁板一块。由各个部落组成,各有各的主张,大多数人和明朝生意做得好好的,压根不想打仗,如果贸然开战,想打的打了,不想打的也打了,实在是得不偿失。分化瓦解才是上策。



    所以申时行反对。



    当然,以申时行的水平,公开反对这种事,他是不会干的。夜深人静,独自起草,秘密上交,事情干得滴水不漏。



    万历接到奏疏,认可了申时行的意见,同意暂不动兵,并命令他全权处理此事。



    消息传开,一片哗然,但皇帝说不打,谁也没办法找皇帝算帐。申时行先生也是一脸无辜:我虽是朝廷首辅,但皇帝不同意,我也没办法。



    仗是不用打了,但这事还没完。申时行随即下令兵部尚书郑洛,在边界集结重兵,也不大举进攻,每天就在那里蹲着。别的部落都不管,专打扯立克,而且还专挑他的运输车队下手,抢了就跑。



    这种打法毫无成本,且收益率极高,明军乐此不疲,扯立克却是叫苦不迭,实在撑不下去了,只得率部躲得远远的,就这样,不用大动干戈,不费一兵一卒,申时行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恢复了边境的和平。



    虽然张居正死后,朝局十分复杂,帮派林立,申时行却凭借着无人能敌的“混功”,应对自如,游刃有余。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但自己能混,还无私地帮助不能混的同志,比如万历。
 楼主| 发表于 2008-9-27 17:1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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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登基以来,万历一直在忙两件事,一是处理政务,二是搞臭张居正,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



    因为张居正实在太牛了,当了二十六年的官,十年的皇帝(实际如此),名气比皇帝还大,虽然人死了,茶还烫的冒泡,所以不搞臭张居正,就搞不好政务。



    但要干这件事,自己是无从动手的,必须找打手,万历很快发现,最好的打手,就是言官和大臣。



    张居正时代,言官大臣都不吃香,被整得奄奄一息,现在万历决定,开闸,放狗。



    事实上,这帮人的表现确实不错,如江东之、李植、羊可立等人,虽说下场不怎么样,但至少在工作期间,都尽到了狗的本分。



    看见张居正被穷追猛打,万历很高兴,看见申时行被牵连,万历也不悲伤,因为在他看来,这不过是轻微的副作用,敲打一下申老师也好,免得他当首辅太久,再犯前任(张居正)的错误。



    他解放言官大臣,指挥自若,是因为他认定,这些人将永远听从他的调遣。



    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犯下了一个多么可怕的错误。因为就骂人的水平而言,言官大臣和街头骂街大妈,只有一个区别:大妈是业余的,言官大臣是职业的。



    大妈骂完街后,还得回家洗衣做饭,言官大臣骂完这个,就会骂下一个。所以,当他们足够壮大之后,攻击的矛头将不再是死去的张居正,或是活着的申时行,而是至高无上的皇帝。



    对言官和大臣们而言,万历确实有被骂的理由。



    自从万历十五年(1587)起,万历就不怎么上朝了,经常是“偶有微疾”,开始还真是“偶有”,后来就变成常有,“微疾”也逐渐变成“头晕眼黑,力乏不兴”,总而言之,大臣们是越来越少见到他了。



    必须说明的是,万历是不上朝,却并非不上班,事情还是要办,就好比说你早上起床,不想去单位,改在家里办公,除了不打考勤,少见几个人外,也没什么不同,后世一说到这位仁兄,总是什么几十年不干活之类,这要么是无意的误解,要么是有意的污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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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皇帝,收益高,想要啥就有啥,但风险也大,屁股上坐的那个位置,只要是人就想要,但凡在位者,除了个把弱智外,基本上都是怀疑主义者,见谁怀疑谁,今天这里搞阴谋,明天那里闹叛乱,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悬,几天不看公文,没准刀就架在脖子上了。

万历自然也不例外,事实上,他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工于心计的政治老手,所有的人都只看到他不上朝的事实,却无人察觉背后隐藏的奥秘:



    在他之前,有许多皇帝每日上朝理政,费尽心力,日子过得极其辛苦,却依然是脑袋不保,而他几十年不上朝,谁都不见,却依然能够控制群臣,你说这人厉不厉害?



    但言官大臣是不管这些的,在他们的世界观里,皇帝不但要办事,还要上班,哪怕屁事没有,你也得坐在那,这才叫皇帝。



    万历自然不干,他不干的表现就是不上朝,言官大臣也不干,他们不干的表现就是不断上奏疏。此后的几十年里,他们一直在干同样的事情。



    万历十四年(1586)十月,这场长达三十余年的战争正式拉开序幕。



    当时的万历,基本上还属于上朝族,只是偶尔罢工而已,就这样,也没躲过去。



    第一个上书的,是礼部祠祭司主事卢洪春,按说第一个不该是他,因为这位仁兄主管的是祭祀,级别又低,平时也不和皇帝见面。



    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他上书提意见,他之所以不满,不是皇帝不上朝,而是不祭祀。



    卢洪春是一个很负责的人,发现皇帝不怎么来太庙,又听说近期经常消极怠工,便上书希望皇帝改正。



    本来是个挺正常的事,却被他搞得不正常。因为这位卢先生除了研究礼仪外,还学过医,有学问在身上,不显实在对不起自己,于是发挥专业特长,写就奇文一篇,送呈御览。



    第二天,申时行奉命去见万历,刚进去,就听到了这样的一句话:



    “卢洪春这厮!肆言惑众,沽名讪上,好生狂妄!着锦衣卫拿在午门前,着实打六十棍!革了职为民当差,永不叙用!”



    以上言辞,系万历同志之原话,并无加工。



    很久很久以前,这厮两个字就诞生了,在明代的许多小说话本中,也频频出现,其意思依照现场情况,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从这家伙、这小子、到这混蛋,这王八蛋,不一而同。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两字不是好话,是市井之徒的常用语,皇帝大人脱口而出,那是真的急了眼了。
 楼主| 发表于 2008-9-27 17:13 | 显示全部楼层

[1295]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卢洪春的那篇奏疏,你看你也急。



     除了指责皇帝陛下不该缺席祭祀外,卢主事还替皇帝陛下担忧其危害:



    “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之疾,皆非今日所宜有。”



    年纪轻轻就头晕眼黑,确实是不对的,确实应该注意,到此打住,也就罢了。



    可是担忧完,卢先生就发挥医学特长:



    “医家曰:气血虚弱,乃五劳七伤所致,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



    气血虚弱,肝虚肾虚,症状出来了,接着就是分析原因:



   “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



    最经典的就是这一句。



    所谓衽席之娱,是指某方面的娱乐,相信大家都能理解,综合起来的意思是:



    皇帝你之所以身体不好,在我看来,是因为过于喜欢某种娱乐,不知收敛保养,如此下去,问题非常严重。



    说这句话的,不是万历他妈,不是他老婆,不是深更半夜交头接耳,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而是一个管礼仪的六品官,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上书,且一言一语皆已千古流传。



    再不收拾他,就真算白活了。



    命令下达给了申时行,于是申时行为难了。



    这位老油条十分清楚,如果按照万历的意思严惩卢洪春,言官们是不答应的;如果不处理,万历又不答应。



    琢磨半天,想了个办法。



    他连夜动笔,草拟了两道文书,第一道是代万历下的,严厉斥责卢洪春,并将其革职查办。第二道是代内阁下的,上奏皇帝,希望能够宽恕卢洪春,就这么算了。



    按照他的想法,两边都不得罪,两边都有交代。



    事实证明,这是幻想。



    首先发作的是万历。这位皇帝又不是傻子,一看就明白申时行耍两面派,立即下令,即刻动手打屁股,不得延误。此外他还不怀好意地暗示,午门很大,多个人不嫌挤。



    午门就是执行廷杖的地方,眼看自己要去垫背,申时行随即更改口风,把卢洪春拉出去结结实实地打了六十棍。



    马蜂窝就这么捅破了。



    言官们很惭愧。一个礼部的业余选手,都敢上书,勇于曝光皇帝的私生活,久经骂阵的专业人才竟然毫无动静,还有没有职业道德?


    于是大家群情激奋,以给事中杨廷相为先锋,十余名言官一拥而上,为卢洪春喊冤翻案。

[1296]


        面对漫天的口水和奏疏,万历毫不退让,事实上,这是一个极端英明的抉择:一旦让步,从宽处理了卢洪春,那所谓“喜欢某种娱乐,不注意身体”的黑锅,就算是背定了。



    但驳回去一批,又来一批。言官们踊跃发言,热烈讨论,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说白不说。



    万历终于恼火了,他决定罚款,带头闹事的主犯罚一年工资,从犯八个月。



    对言官而言,这个办法很有效果。



    在明代,对付不同类别的官员,有不同的方法:要折腾地方官,一般都是降职。罚工资没用,因为这帮人计划外收入多,工资基本不动,罚光了都没事。



    言官就不同了,他们都是靠死工资的,没工资日子就没法过,一家老小只能去喝西北风,故十分害怕这一招。



    于是风波终于平息,大家都消停了。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对此,申时行有很深的认识。作为天字第一号混事的高手,他既不想得罪领导,又不想得罪同事,为实现安定团结,几十年如一日地和稀泥,然而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他逐渐意识到,和稀泥的幸福生活长不了。



    因为万历的生活作风,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事实上,卢洪春的猜测很可能是正确的,二十多岁的万历之所以不上朝,应该是沉迷于某种娱乐。否则实在很难解释,整天在宫里呆着,到底有啥乐趣可言。



    说起来,当年张居正管他也实在管得太紧。啥也不让干,吃个饭喝点酒都得看着。就好比高考学生拼死拼活熬了几年,一朝拿到录取通知书,革命成功,自然就完全解放了。



    万历同志在解放个人的同时,也解放了大家。火烧眉毛的事情(比如打仗,阴谋叛乱之类),看一看,批一批,其余的事,能不管就不管,上朝的日子越来越少。



    申时行很着急,但这事又不好公开讲,于是他灵机一动,连夜写就了一封奏疏。在我看来,这封文书的和稀泥技术,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文章大意是这样的:



    皇帝陛下,我听说您最近身体不好,经常头晕眼花(时作晕眩),对此我十分担心。我知道,您这是劳累所致啊!由于您经常熬夜工作,亲历亲为(一语双关,佩服),才会身体不好。为了国家,希望您能够清心寡欲,养气宁神(原文用词),好好保重身体。



    高山仰止,自惭形秽之感,油然而生。
 楼主| 发表于 2008-9-27 17:14 | 显示全部楼层

[1297]

对于这封奏疏,万历还是很给了点面子。他召见了申时行,表示明白他的苦心,良药虽然苦口,却能治病,今后一定注意。申时行备感欣慰,兴高采烈地走了。



    但这只是错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药到病除的药只有一种——毒药。



    事实证明,万历确实不是一般人。因为一般人被人劝,多少还能改几天,他却是一点不改,每天继续加班加点,从事自己热爱的娱乐。据说还变本加厉,找来了十几个小太监,陪着一起睡(同寝),也算是开辟了新品种。



    找太监这一段,史料多有记载,准确性说不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万历同志依旧是我行我素,压根儿不给大臣们面子。



    既然不给脸面,那咱就有撕破脸的说法。



    万历十七年十二月,明代,不,是中国历史上胆最大、气最足的奏疏问世了!其作者,是大理寺官员雒于仁。



    雒于仁,字少泾,陕西泾阳人。纵观明清两代,陕西考试不大行,但人都比较实在。既不慷慨激昂,也不罗罗嗦嗦,说一句是一句,天王老子也敢顶。比如后世的大贪污犯和珅,最得意的时候,上有皇帝撑腰,下有大臣抬轿。什么纪晓岚、刘墉,全都服服帖帖,老老实实靠边站,所谓“智斗”之类,大都是后人胡编的,可谓一呼百应。而唯一不应的,就是来自陕西的王杰。每次和珅说话,文武百官都夸,王杰偏要顶两句,足足恶心了和珅十几年,又抓不到他的把柄,也只能是“厌之而不能去”(清史稿)。



    雒于仁就属于这类人,想什么说什么,从不怕得罪人,而且他的这个习惯,还有家族传统:



    雒于仁的父亲,叫做雒遵,当年曾是高拱的学生,干过吏科都给事中。冯保得势的时候,骂过冯保;张居正得势的时候,骂过谭纶(张居正的亲信),为人一向高傲,平生只佩服一人,名叫海瑞。



    有这么个父亲,雒于仁自然不是孬种。加上他家虽世代为官,却世代不捞钱,穷日子过惯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不怕罚工资,不怕降职,看不惯皇帝了,就要骂。随即一挥而就,写下奇文一篇,后世俗称为《酒色财气疏》。


[1298]


    该文主旨明确,开篇即点明中心思想:



   “陛下之恙,病在酒色财气者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



    这段话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说皇上你确实有病,什么病呢?你喜欢喝酒,喜欢玩女人,喜欢捞钱,还喜欢动怒耍威风,酒色财气样样俱全,自然就病了。



    以上是全文的论点,接下来的篇幅,是论据,描述了万历同志在喝酒玩女人方面的具体体现,逐一论证以上四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比较长,就不列举了。



    综观此文,下笔之狠,骂法之全,真可谓是鬼哭狼嚎。就骂人的狠度和深度而言,雒于仁已经全面超越了海瑞前辈,雒遵同志如果在天有灵,应该可以瞑目了。



    更缺德的是,雒于仁的这封奏疏是十二月(农历)底送上去的,搞得万历自从收到这封奏疏,就开始骂,不停地骂,没日没夜地骂,骂得新年都没过好。



    骂过瘾后,就该办人了。



    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按照规矩,内阁首辅应该去宫里拜年。当然也不是真拜,到宫门口鞠个躬就算数。但这一次,申时行刚准备走人,就被太监给叫住了。



    此时,雒于仁的奏疏已经传遍内外,申先生自然知道怎么回事,不用言语就进了宫。看到了气急败坏的皇帝,双方展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对话:(以下言语,皆出自申时行的原始记录)



    万历:先生看过奏本(指雒于仁的那份),说朕酒色财气,试为朕评一评。



    申时行:……(还没说话,即被打断)



    万历:“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即著名的郑贵妃),朕只因郑氏勤劳……何曾有偏?”



    喘口气,接着说:



    “他说朕贪财……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又说朕尚气……勇即是气,朕岂不知!人孰无气!”



     这口气出完了,最后得出结论:



    “先生将这奏本去票拟重处!”



     申时行这才搭上话:



     “此无知小臣误听道路之言……(说到此处,又被打断)”



     万历大喝一声:



    “他就是出位沽名!”



    申时行傻眼了,他在朝廷混了几十年,从未见过这幅场景,皇帝大人一副吃人的模样,越说越激动,唾沫星子横飞,这样下去,恐怕要出大事。



    于是他闭上了嘴,开始紧张地思索对策。
 楼主| 发表于 2008-9-27 17:15 | 显示全部楼层

[1299]

既不能让皇帝干掉雒于仁,也不能不让皇帝出气,琢磨片刻,稀泥和好了。



    “他(指雒于仁)确实是为了出名(先打底),但陛下如果从重处罚他,却恰恰帮他成了名,反损皇上圣德啊!”



    “如果皇上宽容,不和他去一般见识,皇上的圣德自然天下闻名(继续戴高帽)!”



    在这堆稀泥面前,万历同志终于消了气:



    “这也说得是,如果和他计较,倒不是损了朕的德行,而是损了朕的气度!”



    上钩了,再加最后一句:



    “皇上圣度如天地一般,何所不容!”(圆满收工)



    万历沉默地点了点头。



    话说到这,事情基本就算完了,申时行定定神,突然想起了另一件事,一件极为重要的事。



    他决定趁此机会,解决此事。



    然而他正准备开口,却又听见了一句怒斥:



    “朕气他不过,必须重处!”



    万历到底是年轻人,虽然被申时行和了一把稀泥,依然不肯干休,这会回过味来,又绕回去了。



    这事还他娘没完了,申时行头疼不已,但再头疼事情总得解决,如果任由万历发作胡来,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这关键的时刻,申时行再次展现了他举世无双的混事本领,琢磨出了第二套和稀泥方案:



    “陛下,此奏本(雒于仁)原本就是讹传,如果要重处雒于仁,必定会将此奏本传之四方,反而做了实话啊!”



    利害关系说完,接下来该掏心窝了:



    “其实原先我等都已知道此奏疏,却迟迟不见陛下发阁(内阁)惩处(学名:留中),我们几个内阁大学士在私底下都互相感叹,陛下您胸襟宽容,实在是超越千古啊(马屁与说理相结合)。”



    “所以以臣等愚见,陛下不用处置此事,奏疏还是照旧留存吧,如此陛下之宽容必定能留存史书,传之后世,千秋万代都称颂陛下是尧舜之君,是大大的好事啊!”



    据说拍马屁这个行当,最高境界是两句古诗,所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我看来,申时行做到了。



  但申先生还是低估了万历的二杆子性格,他话刚讲完,万历又是一声大吼:



    “如何设法处他?只是气他不过!”

[1300]





    好话说一堆,还这么个态度,那就不客气了:



    “此本不可发出,也无他法处之,还望皇上宽恕,容臣等传谕该寺堂官(即大理寺高级官员),使之去任可也。”



    这意思就是,老子不和稀泥了,明白告诉你,骂你的这篇文章不能发,也没办法处理,最多我去找他们领导,把这人免职了事,你别再闹了,闹也没用。



    很明显,万历虽然在气头上,却还是很识趣的,他清楚,目前形势下,自己不能把雒于仁怎么样,半天一言不发。申时行明白,这是默认。



    万历十八年的这场惊天风波就此了解,雒于仁骂得皇上一无是处,青史留名,却既没掉脑袋,也没有挨板子,拍拍屁股就走人了。而气得半死的万历终于认定,言官就是混蛋,此后的几十年里,他都保持着相同的看法。



    最大的赢家无疑是申时行,他保护了卢洪春、保护了雒于仁,安抚了言官大臣,也没有得罪皇帝,使两次危机成功化解,无愧为和稀泥的绝顶高手。



    自万历十一年执政以来,申时行经历了无数考验,无论是上司还是同僚,他都应付自如,七年间,上哄皇帝,下抚大臣,即使有个把不识趣、不配合的,也能被他轻轻松松地解决掉,混得可谓如鱼得水。



    然而正是这一天,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在解决完最为棘手的雒于仁问题后,他的好运将彻底结束。



    因为接下来,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臣等更有一事奏请。”



    虽然雒于仁的事十分难办,但和申时行即将提出的这件事相比,只能说是微不足道。



    他所讲的事情,影响了无数人的一生,以及大明王朝的国运,而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有个专用名词:“争国本”。



游戏的开始



    在张居正管事的前十年,万历既不能执政,也不能管事,甚至喝酒胡闹都不行,但他还有一项基本的权力——娶老婆。



    万历六年(1578),经李太后挑选,张居正认可,十四岁的万历娶了老婆,并册立为皇后。



    不过对万历而言,这不是个太愉快的事情,因为这个老婆是指认的,什么偶然邂逅,自由恋爱都谈不上,某月某天,突然拉来一女的,无需吃饭看电影,就开始办手续,经过无数道繁琐程序仪式,然后正式宣告,从今以后,她就是你的老婆了。



    包办婚姻,纯粹的包办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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