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长篇连载]明札记

飞扬在天

事实证明，这个方法十分省钱，但时间久了，情况就变了，毕竟打仗的时间少，耕田的时间多，久而久之，当兵的就真成了农民，有些地方更不像话，仗着天高皇帝远，军官趁机吞并了军屯的土地，当起了军事地主，把手下的兵当佃农，有的还做起了买卖。



    搞成这么个状况，战斗力实在是谈不上了。



    这种部队要拉出去，也只能填个沟，挖个洞，而且明朝的军队制度也有问题，部队在地方将领手中，兵权却在兵部手里，每次有麻烦都要临时找将领，再临时安排部队，这才能开打。



    真打起来，就热闹了，说起打仗，很多电视剧上都这么演过：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关键时刻指挥官大喝一声：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冲啊！然后大家一拥而上，战胜了敌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这都是胡扯。



    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平时谁也不认识谁，饭没吃过酒没喝过，啥感情基础都没有，关键时刻，谁肯为你卖命？你喊一句就让我去冲锋？你怎么不冲？



    总之，卖命是可以的，冲锋也是可行的，但你得给个理由先。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大明王朝都找不到这个理由，所以明军的战斗力是一天不如一天，仗也越打越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优秀的将领终于找到了它，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人，就是戚继光。



    而这个理由，也可以用一句经典电影台词来概括——跟着我，有肉吃。



    很多人并不知道，戚继光的所谓“戚家军”，其实并不算明朝政府的军队，而是戚继光的私人武装，因为从征集到训练，都是他本人负责，从军官到士兵，都是他的铁杆，除了戚继光外，谁也指挥不动这支部队。



    而且在戚继光部队当兵的工资高，从不拖欠，也不打白条，因为戚将军和胡宗宪（后来是张居正）关系好，军费给得足。加上他也会搞钱，时不时还让部队出去做点生意，待遇自然好。



    长官靠得住，还能拿着高薪，这种部队，说什么人家也不走，打起仗来更是没话说，一个赛一个地往上冲。后来戚继光调去北方，当地士兵懒散，戚继光二话不说，把戚家军调了过来，当着所有人的面进行操练。



    那一天，天降大雨，整整一天。



    戚家军就在雨里站了一天，鸦雀无声，丝毫不动。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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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要论在这方面的成就，戚继光还只能排第二，因为有个人比他干得更为出色——李成梁。



    戚继光的戚家军，有一流的装备，优厚的待遇，是明朝战斗力最强的步兵，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的精英，在当时，还有一支能与之相匹敌的部队——辽东铁骑。



    作为李成梁的精锐部队，辽东铁骑可谓是当时最强大的骑兵，作战勇猛，且行动迅速，来去如风，善于奔袭，是李成梁赖以成名的根本。



    拥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是因为辽东铁骑的士兵们，不但收入丰厚，装备精良，还有着一样连戚家军都没有的东西——土地。



    与戚继光不同，李成梁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他在辽东土生土长，是地头蛇，也没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高尚道德，在与蒙古人作战的过程中，他不断地扩充着自己的实力。



    为了让士兵更加忠于自己，他不但大把花钱，还干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情。



    在明代，驻军有自己的专用土地，以用于军屯，这些土地都是国家所有，耕种所得也要上缴国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军屯土地都被个人占有，既当军官打仗，又当地主收租，兼职干得不亦乐乎。



    当然，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如果被朝廷知道，是要惹麻烦的。



    所以一般人也就用地种点东西，捞点小外快，就这样，还遮遮掩掩不敢声张，李成梁却大不相同，极为生猛，不但大大方方地占地，还把地都给分了！但凡是辽东铁骑的成员，基本上是人手一份。



    贪了国家的粮也就罢了，连国家的地，他都敢自己分配，按照大明律令，这和造反也差不太远了，掉脑袋，全家抄斩，那都是板上钉钉的事。



    但事实证明，李成梁不是木板，而是板砖，后台极硬，来头极大，还很会来事，张居正在的时候，他是张居正的嫡系，张居正下去了，他又成了申时行的亲信，谁也动不了他一根指头。



    如果按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分析，李成梁的士兵应该全都算地主，他的部队就是地主集团，那真是平民的没有，良民的不是。



    有这么大的实惠，所以他的部下每逢上阵，都特别能玩命，特别能战斗，跟疯子似地向前跑，冲击力极强。



    地盘是自己的，兵也是自己的，想干什么干什么，无法无天，对于这种人，今天我们有个通俗的称呼——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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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朝廷自然是知道的，可也没办法，那地方兵荒马乱，只有李成梁镇得住，把他撤掉或者干掉，谁帮你干活？



    所以自嘉靖以后，朝廷对这类人都非常客气，特别是辽东，虽然万历十九年（1591）李成梁退休了，但他的儿子还在。要知道，军阀的儿子，那还是军阀。



    而作为新一代的军阀武将，李如松更是个难伺候的人物。



    在明代，武将是一个很尴尬的角色，建国之初待遇极高，开国六公爵全部都是武将（李善长是因军功受封的）。并形成了一个惯例：如非武将、无军功，无论多大官，做了多少贡献，都绝对不能受封爵位。



    所以张居正虽位极人臣，干到太师，连皇帝都被他捏着玩，却什么爵位都没混上。而王守仁能混到伯爵，只是因为他平定了宁王叛乱，曾立下军功。



    但这只是个特例，事实上，自宣德以来，武将的地位就大不如前了，这倒也不难理解，国家不打仗，丘八们自然也就无用武之地了。



    武将逐渐成为粗人的代名词，加上明代的体制是以文制武，高级武官往往都是文科进士出身，真正拿刀拼命的，往往为人所鄙视。



    被人鄙视久了，就会自己鄙视自己。许多武将为提高社会地位，纷纷努力学习文化，有事没事弄本书夹着走，以显示自己的“儒将”风度。



    但这帮人靠打仗起家，基本都是文盲或半文盲，文言中有一句十分刻薄的话，说这些人是“举笔如扛鼎”，虽说损人，却也是事实。



    所以折腾来折腾去，书没读几本，本事却丢光了，为了显示风度，军事训练、实战演习都没人搞了——怕人家说粗俗，武将的军事指挥能力开始大幅滑坡，战斗力也远不如前。



    比如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三言的作者）就曾编过这么个段子，说有一位武将，上阵打仗，眼看就要被人击败，突然间天降神兵，打垮了敌人。此人十分感激，便向天叩头，问神仙的来历和姓名。



    神仙回答：我是垛子（注意这个称呼）。



    武将再叩首，说我何德何能，竟然能让垛子神来救我。



    垛子神却告诉他：你不用谢我，我只是来报恩的。



    武将大惊：我何曾有恩于尊神？



    垛子神答道：当然有恩，平日我在训练场，你从来没有射中过我一箭（从不曾一箭伤我）。



    真是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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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么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职业前景也不光明，干的人自然越来越少。像班超那样投笔从戎的人，基本上算是绝迹了，具体说来，此后只有两种人干这行。



    第一种是当兵的，明代当兵的，无非是为混口饭吃，平时给长官种田，战时为国家打仗，每月领点死工资，不知哪天被打死。拿破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明朝的士兵不想当将军，但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混个百户、千户还是要的——至少到时可以大喊一声：兄弟们上！



    为了实现从冲锋到叫别人冲锋的转变，许多小兵都十分努力，开始了士兵突击，苦练杀敌保命本领。一般说来，这种出身的武将都比较厉害，有上进心和战斗力，李成梁本人也是这么混出来的。



    第二种就是身不由己了，一般都是世家子弟，打从爷爷辈起，就干这行。一家人吃饭的时候，经常讨论的也是上次你杀多少，这次我干掉几个之类的话题，家教就是拳头棍棒，传统就是不喜读书，从小锦衣玉食，自然也不想拼命，啥也干不了，基本属于废品。嘉靖年间的那位遇到蒙古人就签合同送钱的仇钺大将军，就是这类人的光荣代表。



    总体看来，第一类人比第二类人要强，但特例也是有的，比如李如松。



    用一帆风顺来形容李如松的前半生，那是极其贴切的，由于他爹年年杀人，年年提干，他还没到三十岁时，就被授予都指挥同知的职务，这是一个从二品的高级官职，实在是有点耸人听闻。想当年，戚继光继承的，也就是个四品官而已，而且还得熬到老爹退休，才能顺利接班。



    李如松自然不同，他不是袭职，而是荫职。简单说来，是他不用把老爹等死或是等退休，直接就能干。



    明代的武将升官有两种，一种是自己的职务，另一种是子孙后代的职务（荫职）。因为干武将这行，基本都是家族产业，所谓人才难得，而且万一哪天你不行了，你的后代又不读书（很有可能），找不到出路，也还能混口饭吃，安置好后路，你才能死心塌地去给国家卖命。



    前面是老子的饭碗，后面是儿子的饭碗，所以更难升，也更难得。比如抗倭名将俞大猷，先辈也还混得不错，留下的职务也只是百户（世袭），李如松的这个职务虽说不能世袭，也相当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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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还是因为他老子李成梁太猛，万历三年的时候，就已经是左都督兼太子太保，朝廷的一品大员，说李如松是高干子弟，那是一点也不过分。



    而这位高干子弟后来的日子更是一帆风顺，并历任神机营副将等职，万历十一年（1583），他被任命为山西总兵。



    山西总兵，大致相当于山西省军区司令员，握有重兵，位高权重。而这一年，李如松刚满三十四岁。



    这是一个破纪录的任命，要知道，一般人三十多岁混到个千户，就已经算是很快了。所以不久之后，给事中黄道瞻就向皇帝上书，说李如松年级轻轻，身居高位，而且和他爹都手握兵权，实在不应该。



    客观地说，这是一个很有理的弹劾理由，但事实证明，有理比不上有后台。内阁首辅申时行立刻站了出来，保了李如松，最后此事也不了了之。



    李如松的好运似乎没有尽头，万历十五年（1587），他又被任命为宣府总兵，镇守明朝四大要地之一，成为了朝廷的实权派。



    一般说来，像李如松这类的高干子弟，表现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特低调，特谦虚，比普通人还能装孙子；另一种是特狂妄，特嚣张，好像天地之间都容不下，不幸的是，李如松正好是后一种。



    根据各种史料记载，这人从小就狂得没边，很有点武将之风——打人从来不找借口，就没见他瞧得上谁，因为这人太狂，还曾闹出过一件大事。



    他在镇守宣府的时候，有一次外出参加操练，正碰上了巡抚许守谦，见面也不打招呼，二话不说，自发自觉地坐到了许巡抚的身边。



    大家都傻了眼。



    因为李如松虽然是总兵，这位许巡抚却也是当地最高地方长官，而按照明朝的规矩，以文制武，文官的身份要高于武将。李公子却仗势欺人，看巡抚大人不顺眼，非要搞特殊化。



    许守谦脸色大变，青一阵白一阵，又不好太发作，他的下属，参政王学书却看不过去了，上前就劝，希望这位李总兵给点面子，坐到一边去，让巡抚好下台。



    李总兵估计是嚣张惯了，坐着不动窝，看着王学书也不说话，那意思是老子就不走，你能把我怎么样？



    很巧，王参政也是个直人，于是他发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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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参政二话不说，卷起袖子上前一步，就准备拉他起来



    这下子可是惹了大祸，李如松岂肯吃亏，看着对方上来，把凳子踢开就准备上去干仗，好歹是被人拉住了。



    许巡抚是个老实人，受了侮辱倒也没说啥，御史王之栋却想走胡宗宪的老路，投机一把，便连夜上书，弹劾李如松骄横无度，应予惩戒。



    事实证明，干御史告状这行，除了胆大手黑，还得看后台。



    奏疏上去之后，没多久命令就下来了——王之栋无事生非，罚俸一年。



    但在这个世界上，大致就没有明代言官不敢干的事情，王之栋倒下来，千千万万个王之栋站起来，大家一拥而上，纷纷弹劾李如松，说什么的都有，舆论压力甚大。



    这么多人，这么多告状信，就不是内阁能保得住的了，但耐人寻味的是，李如松却还是安然无恙，毫发无伤。大家就奇了怪了，内阁的人都是你家亲戚不成？



    后来个把太监透风出来，你们的奏疏，皇帝都是看过的。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最大的后台在这里。



    说来也怪，万历对戚继光、谭纶这种名将似乎兴趣不大，却单单喜欢李如松，把他看作帝国的武力支柱，对他十分欣赏，且刻意提拔，有他老人家做后台，那自然是谁也告不动的了。



    简单说来，李如松是一个身居高位，却不知谦逊，且嚣张至极，到哪里都讨人谦，碰谁得罪谁的狂妄家伙。



    但我们也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有狂妄资本的家伙。



李如松的实力



    万历二十年（1592），宁夏发生叛乱，万历虽然已经修养五年，且一直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然而叛乱逐渐扩大，眼看不管是不行了，便下令出兵平叛。



    戚继光已经死了，李成梁又退了休，指挥官自然是李如松，于是万历命令，任命李如松为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前去平叛。



    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任命，所谓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并非是陕西一省的军事长官，事实上，他带领的，是辽东、宣府、大同、山西各省的援军，也就是说，只要是平叛的部队，统统都归他管，不受地域限制，权力极大，类似于后来的督师，即所谓的平叛军总司令。



    而在以往，这种大军团指挥官都由文官担任，以武将身份就任提督的，李如松是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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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这一殊荣的李如松着实名不虚传，到地方后一分钟也不消停，就跟当地总督干了起来，不服管，合理化建议也不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兵部尚书石星看不下去，先去信劝他收敛点，结果李如松连部长的面子也不给，理都不理，石星气得不行，就告到了皇帝那里。



    可是皇帝也没多大反应，下了个命令，让李如松注意影响，提督还是照做，跟没说没两样，石星丢尽了面子，索性也不管了，只是放话出来：纨绔子弟，看他如何平叛！



    然而石星大人明显忽略了一个问题：纨绔子弟，就一定没有能力吗？



    纨绔子弟李如松去宁夏了，在那里，他遇到了叛军，还有麻贵。



    麻贵，大同人，时任宁夏总兵，和李如松一样，他也是将门出身，但要论职业发展，这两人实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早在嘉靖年间，这位仁兄就已经拿刀上阵拼命了，打了若干年，若干仗，到了隆庆时期，才混到个参将，然后又是若干年，若干仗，到万历年间，终于当上了大同副总兵，万历十年（1582）修成正果，当上了宁夏总兵。这一路走来，可谓是一步一个坑，吃尽了苦，受够了累。



    人比人，那真是气死人，看人家李如松随便晃晃，三十四岁就当上了山西总兵，现在更是摇身一变，当了讨逆总司令，跑来当了自己的上司，麻贵的心里很不服气。



    可还没等他老人家发作，李如松就发火了，刚来没几天，就把他叫去骂了一顿，还送了他一个特定评价：无能。



    这句话倒不是没有来由的，李如松到来的时候，叛军首领哱拜已收缩防线，退守坚城，麻贵也已将城团团围住，并日夜不停攻打，但这帮叛军很有点硬气，小打小守，大打大守，明军在城下晃悠了半个多月，却毫无进展。



    麻贵打了多年仗，是军队的老油条，且为人高傲，动辄问候人家父母，平时只有他骂人，没有人骂他。



    但这次挨了骂，他却不敢出声，因为他清楚眼前这个人的背景，那是万万得罪不起的，而且他确实攻城不利，一口恶气只能咽肚子里，苦着脸报告李司令员：敌军坚守不出，城池高大，十分坚固，实在很难打，最后还毕恭毕敬地向新上司请教：我不行，您看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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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麻贵识相，但李公子脾气却着实不小，一点不消停，接着往下骂，麻贵一咬牙，就当是狗叫吧，骂死也不出声，等到李如松不骂了，这才行个礼准备往外走，却听到了李如松的最后一句话：



    你马上去准备三万口布袋，装上土，过几天我要用。



    攻城要布袋作甚？麻贵不知道为什么，也不敢问为什么，但有一点他是知道的，如果几天后没有这些布袋，他还要挨第二次骂。



    几天之后，李如松站在三万口土袋的面前，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下达了简洁的命令——堆。



    麻贵这才恍然大悟。



    李如松的方法并不神秘，既然敌城高大，难以攻打，那就找土袋打底，就好比爬墙时找两块砖头垫脚，够得差不离了就能翻墙，简单，却实在是个好办法。



    就这么一路往高堆，眼看差不多了，当兵的就踩在布袋堆上往城头射箭，架云梯，准备登城。



    但城内的叛军首领哱拜也不是吃素的，很有两下子，在城头架起火炮投石机，直接轰击布袋堆上的士兵，打退了明军的进攻。



    敌人如此顽强，实在出乎李如松的意料，于是他派出了自己的弟弟李如樟，在深夜发动进攻，李如樟也没给哥哥丢脸，领导带头爬云梯，无奈叛军十分强悍，掀翻云梯，打退了明军，李如樟同志自由落体摔伤，好在并无大碍。



    进攻再次受阻，李如松却毫不气馁，他叫来了游击将军龚子敬，给了他一个光荣的任务——组建敢死队。



    所谓敢死队，就是关键时刻敢拼命的，龚子敬思虑再三，感觉一般士兵没有这个觉悟（客观事实），便召集了军中的苗军，先请吃饭，再给重赏，要他们卖命打仗，攻击城池南关。



    要说还是苗兵实在，吃了人家的，感觉过意不去，上级一声令下，个个奋勇当先，拼死登城，城内守军没见过这个阵势，一时之间有点支持不住。



    李如松见状，亲自带领主力部队前来支援，眼看就要一举拿下，可这伙叛军实在太过扎实，惊慌之后立刻判明形势，并调集全城军队严防死守，硬是把攻城部队给打了回去。



    明军攻城失败，麻贵却有些得意：说我不行，你也不怎样嘛。



    但让他吃惊的是，李如松却不以为意，非但没有愁眉苦脸，反而开始骑着马围着城池转圈，颇有点郊游的意思。



    几天后，他又找到了麻贵，让他召集三千士兵，开始干另一件事——挖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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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说来，是从城外的河川挖起，由高至低，往城池的方向推进，这种作业方式，在兵法上有一个专用称呼——水攻。



    李如松经过几天的围城观察，终于发现，叛军城池太过坚固，如果硬攻，损失惨重不说，攻不攻得下来也难说。



    但同时他也发现，城池所处的位置很低，而附近正好也有河流，于是……



    这回哱拜麻烦了，看着城外不断高涨的水位，以及墙根处不断出现的裂缝管涌，只能天天挖土堵漏，面对茫茫一片大水，想打都没对手，手足无措。



    此时，李如松正坐在城外高处，满意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他知道敌人眼前的困境，也知道他们即将采取的行动——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三天之后的一个深夜，久闭的城门突然洞开，一群骑兵快速冲出，向远处奔去——那里有叛军的援军。



    明军似乎毫无准备，这群人放马狂奔，竟未受阻挡，突围而去。



    但自由的快乐是短暂的，高兴了一阵后，他们惊奇地发现，在自己的前方，突然出现了大队明军，而且看起来，这帮人已经等了很久。



    逃出包围已然是筋疲力尽，要再拼一次实在有点强人所难，所以明军刚刚发起进攻，脱逃叛军便土崩瓦解，死的死，降的降。



    由始至终，一切都在李如松的掌握之中。



    他水攻城池，就料定敌军必然会出城求援，而城外叛军的方向他也早已探明，在敌军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但有一件事情仍出乎了他的意料——叛军援军还是来了。



    其实来也不奇怪，围城都围了那么久，天天枪打炮轰，保密是谈不上了，但这个时候叛军到来，如果内外夹攻，战局将会非常麻烦。



    麻贵一头乱麻，赶紧去找李如松，李司令员仍旧是一脸平静，只说了一句话：



    管他城内城外，敌军若来，就地歼之！



    对方援军很快就兵临城下了，且人数众多，有数万之众，城内的叛军欢欣鼓舞，明军即将败退，胜利触手可得！



    然而不久之后，他们就亲眼看到了希望的破灭，破灭在李如松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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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贵再次大开眼界，在这次战役中，他看到了另一个李如松。



    面对人多势众的敌军，李如松不顾他人的劝阻，亲自上阵，更让麻贵吃惊的是，这位正二品的高级指挥官竟然亲自挥舞马刀，冲锋在前！



    和西方军队不同，中国军队打仗，除了单挑外，指挥官一般不在前列。这是很明智的，中国打仗规模大，人多，死人也多，兵死了可以再招，将军死了没地方找，也没时间换，反正冲锋也不差你一个，所以一般说来，能不冲就不冲。



    明军也不例外，开国时那一班猛人中，除了常遇春出于个人爱好，喜欢当前锋外，别人基本都呆在中军，后来的朱棣倒也有这个喜好，很是风光了几回，但自此之后，这一不正常现象基本绝迹，包括戚继光在内。



    但李如松不同，他带头冲锋，那是家庭传统，他爹李成梁从小军官干起，白手起家组建辽东铁骑，一向是领导率先垂范，带头砍人，老子英雄儿好汉，李如松对这项工作也甚感兴趣。



    于是在李如松的带领下，明军向叛军发动了猛攻，但对方估计也是急了眼了，死命抵住明军的冲击后，竟然还能发动反攻。



    毕竟李如松这样的人还是少数，大多数明军都是按月拿工资的，被对方一冲，怕死的难免就往回跑。而此时，李如松又表现出了患难与共的品质——谁也不许跑，但凡逃跑的，都被他的督战队干掉了。他也不甘寂寞，亲手杀了几个退却的士兵（手斩士卒畏缩者），在凶神恶煞的李如松面前，士兵们终于认定，还是回去打仗的好。



    在明军的顽强阻击下，援军败退而去，城内叛军失去了最后的希望。



    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哱拜又发现，经过多日水泡，城池北关部分城墙已经塌陷，防守极其薄弱。



    现在无论是李如松还是哱拜，都已经认定，战争即将结束，只剩下最后的一幕。



    在落幕之前，李如松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进攻计划。



    在场的人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进攻北关，因为瞎子也看得见，这里将是最好的突破口。



    李如松点了点头，他命令部将萧如薰带兵攻击北关。



    但是接下来，他却下了另一道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命令：



    全军集合，于北关攻击开始后，总攻南关！



    所有人都认定北关将是主攻地点，所以进攻南关，才是最好的选择。



    兵者，诡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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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一刻起，麻贵才真正认识了眼前的这个人，这个被称为纨绔子弟的家伙，他知道，此人的能力深不可测，此人的前途不可限量。



    进攻开始了，当所有的叛军都集结在北关，准备玩最后一把命的时候，却听到了背后传来的呐喊声，李如松这次也豁出去了，亲自登云梯爬墙，坚守了几个月的城池就此被攻陷。



    紧跟在李如松身后的，正是麻贵，看着这个小自己一茬的身影，他已经心服口服，甘愿步其后尘，但他不会想到，五年之后，他真步了李如松的后尘。



    看见明军入城，叛军们慌不择路，要说这哱拜不愧是首领，比小兵反应快得多，一转手就干掉了自己的两个下属，并召集其余叛军，找李如松谈判，大意是说我之所以反叛，是受了这两人的骗，现在看到你入城，已然悔过自新，希望给我和我家人一条活路。



    李如松想了一下，说：好，放下武器，就饶了你。



    哱拜松了口气，投降了。



    延续几个月的宁夏之乱就此划上句号，由于其规模巨大，影响深远，史称“万历三大征”宁夏之乱。当然，关于哱拜的结局，还要交代一句。



    史料上是这样记载的：尽灭拜（哱拜）族。



    这正是李如松的风格。



    投降？早干嘛去了？



无需谈判，干掉就好



    对李如松而言，万历二十年（1592）实在是个多事的年份。刚刚解决完宁夏这摊子事，就接到了宋应昌的通知，于是提督陕西就变成了提督辽东，凳子还没坐热，就掉头奔日本人去了。



    其实说起来，李如松并不是故意耍大牌，一定要宋部长等，之所以拖了几个月，是因为他也要等。



    事实上，所谓辽东铁骑，并非李如松一人指挥，而是分由八人统领，参与宁夏平乱的，只是其中一部分。



    而这一次，李如松并没有匆忙出发，在仔细思虑之后，他决定召集所有的人。战争的直觉告诉他，在朝鲜等待着他的，将是更为强大的敌人。



    作为大明最为精锐的骑兵部队，辽东铁骑的人数并不多，加起来不过万人，分别由李成梁旧部、家将、儿子们统管，除了李如松有三千人外，他的弟弟李如梅、李如桢、李如梧以及心腹家丁祖承训、查大受等都只有一千余人，所谓浓缩的才是精华，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而除了等这帮嫡系外，他还要等几支杂牌军。

（长篇）明朝的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197]





    奉宋应昌命令，归李如松指挥的，包括全国各地的军队，自万历二十年(1592)八月起，蓟州、保定、山东、浙江、山西、南直隶各军纷纷受命，向着同一个方向集结。



    万历二十年（1592）十一月，各路部队辽东会师，援朝军队组建完成，总兵力四万余人，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提督。



    部队分为三军，中军指挥官为副总兵杨元，左军指挥官为副总兵李如柏，右军指挥官为副总兵张世爵，所到将领各司其职。



    简单说起来，大致是这么个关系，宋应昌是老大，代表朝廷管事，李如松是老二，掌握军队指挥具体战斗，杨元，李如柏，张世爵是中层干部，其余都是干活的。



    细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个安排别有奥妙，李如柏是李如松的弟弟，自然是嫡系，杨元原任都督佥事，却是宋应昌的人，张世爵虽也是李如松的手下，却算不上铁杆。



    左中右三军统帅，实际上也是左中右三派，既要给李如松自由让他打仗，又要他听话不闹事，费劲心思搞平衡，宋部长着实下了一番功夫。



    但实际操作起来，宋部长才发现，全然不是那回事。



    按明代的说法，李如松是军事主官，宋应昌是朝廷特派员，根据规定，李如松见宋应昌时，必须整装进见，并主动行礼，但李如松性情不改，偏不干，第一次见宋应昌时故意穿了件便服，还主动坐到宋部长的旁边，全然不把自己当外人。



    宋应昌自然不高兴，但局势比人强，谁让人家会打仗呢，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对领导都这个态度，下面的那些将领就更不用说了，呼来喝去那是家常便饭，且对人总是爱理不理，连他爹的老部下查大受找他聊天，也是有一句没一句，极其傲慢。



    但他的傲慢终将收敛——在某个人的面前。



    万历二十年（1592）十二月，如以往一样，在军营里骂骂咧咧的李如松，等来了最后一支报到的队伍。



    这支部队之所以到得最晚，是因为他们的驻地离辽东最远。但像李如松这种人，没事也闹三分，只有别人等他，敢让他老人家等的，那就是活得不耐烦了，按照以往惯例，迎接这支迟到队伍领兵官的，必定是李如松如疾风骤雨般的口水和呵斥。有丰富被骂经验的诸位手下都屏息静气，准备看一场好戏。

飞扬在天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好戏并没有上演，充满找茬欲望，一脸兴奋的李如松竟然转性了，不但没有发火，还让人收拾大营，准备迎接，看得属下们目瞪口呆。



    这一切的变化，从他听到那位领兵官名字的一刻开始——吴惟忠。



    吴惟忠，号云峰，浙江金华义乌人，时任浙江游击将军。



    这个名字并不起眼，这份履历也不辉煌，但只要看看他的籍贯，再翻翻他的档案，你就能明白，这个面子，李如松是不能不给的。



    简单说来，二十多年前，李如松尚在四处游荡之际，这位仁兄就在浙江义乌参军打倭寇了，而招他入伍的人，就是戚继光。



    李如松不是不讲礼貌，而是只对他看得起的人讲礼貌，戚继光自然是其中之一，更何况他爹李成梁和戚继光的关系很好，对这位偶像级的人物，李如松一向是奉若神明。



    作为戚继光的部将，吴惟忠有极为丰富的战斗经验，而且他大半辈子都在打日本人，应该算是灭倭专家，对这种专业型人才，李如松自然要捧。



    而更重要的是，吴惟忠还带来了四千名特殊的步兵——戚家军。



    虽然戚继光不在了，第一代戚家军要么退了休，要么升了官（比如吴惟忠），但他的练兵方法却作为光荣传统流传下来，一代传一代，大致类似于今天的“钢刀连”、“英雄团”。



    这四千人就是戚继光训练法的产物，时代不同了，练法还一样，摸爬滚打，吃尽了苦受尽了累，练完后就拉出去搞社会实践——打倭寇。



    虽说大规模的倭寇入侵已不存在，但毕竟当时日本太乱，国内工作不好找，所以时不时总有一群穷哥们跑过来抢一把，而戚家军的练兵对象也就是这批人。



    于是在经历了长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锻炼后，作为大明帝国最精锐的军队，打了十几年倭寇的戚家军（二代），将前往朝鲜，经历一场他们先辈曾苦苦追寻的战争，因为在那里，他们的敌人，正是倭寇的最终来源。



    和吴惟忠一起来的，还有另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骆尚志。

1199
骆尚志，号云谷，浙江绍兴余姚人，时任神机营参将，这人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猛，两个字就是很猛。据说他臂力惊人，能举千斤（这要在今天，就去参加奥运会了），号称“骆千斤”。



    虽说夸张了点，但骆尚志确实相当厉害，他不但有力气，且武艺高强，擅长剑术，一个打七八个不成问题，而不久之后，他将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人物。



    除了精兵强将外，这批戚家军的服装也相当有特点，据朝鲜史料记载，他们统一穿着红色外装，且身上携带多种兵器（鸳鸯阵必备装备），放眼望去十分显眼。这也是个怪事，打仗的时候，显眼实在不是个好事，比如曹操同志，割须断袍，表现如此低调，这才保了一条命。



    但之后的战争过程为我们揭示了其中的深刻原理：低调，是属于弱者的专利，战场上的强者，从来都不需要掩饰。



    至此，大明帝国的两大主力已集结完毕，最优秀的将领也已到齐，一切都已齐备，摊牌的时候，到了。



    但在出发的前一刻，一个人却突然闯入了李如松的军营，告诉他不用大动干戈，仅凭自己只言片语，就能逼退倭兵。



    这个人就是沈惟敬。



    虽然宋应昌严辞警告过他，也明确告诉了他谈判的条件，这位大混混却像是混出了感觉，不但不回家，却开始变本加厉，频繁奔走于日本与朝鲜之间，来回搞外交（也就是忽悠）。



    当他听说李如松准备出兵时，便匆忙赶来，担心这位仁兄一开战，会坏了自己的“和平大业”，所以一见到李司令员，便拿出了当初忽悠朝鲜国王的本领，描述和平的美妙前景，劝说李如松同意日方的条件。在他看来，这是有可能的。



    他唾沫横飞地讲了半天，李如松也不答话，聚精会神地听他讲，等他不言语了，就问他：说完了没有。



    沈惟敬答道：说完了。



    说完了就好，李如松一拍桌子，大喝一声：



    抓起来，拉出去砍了！



    沈惟敬懵了，他并不知道，李如松对于所谓和平使者，只有一个态度——拿板砖拍死他。



    老子手里有兵，杀掉他们就好，谈判？笑话！



    眼看沈大忽悠就要完蛋，一个人站出来说话了。

飞扬在天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应试，时任参谋，虽说名字叫应试，倒不像是应试教育的产物，眼珠一转，拦住了李如松，对他说了一句话。



    随即，李如松改变了主意，于是吓得魂不附体的沈惟敬保住了自己的性命（暂时），被拖回了军营，软禁了起来。



    李应试的那句话大致可概括为八个字：此人可用，将计就计。



    具体说来，是借此人假意答应日军的条件，麻痹对方，然后发动突袭。



    示之以动，利其静而有主，益动而巽，此云暗渡陈仓



三十六计之敌战计



    万历二十年（1592）十二月二十六日，李如松率领大军，跨过鸭绿江。



    朝鲜国王李昖站在对岸，亲自迎接援军的到来，被人追砍了几个月，又被忽悠了若干天，来来往往，就没见过实在的，现在，他终于等来了真正的希望。



    但柳成龙却不这么看，这位仁兄还是老习惯，来了就数人数，数完后就皱眉头，私下里找到李如松，问他：你们总共多少人？



    李如松回答：四万有余，五万不足。



    柳成龙不以为然了：倭军近二十万，朝军已无战力，天军虽勇，但仅凭这四万余人，恐怕无济于事。



    要换在以往，碰到敢这么讲话的，李如松早就抄家伙动手了，但毕竟这是国外，要注意政治影响，于是李大少强压火气，冷冷地说出了他的回答：



    阁下以为少，我却以为太多！



    柳成龙一声叹息，在他看来，这又是第二个祖承训。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让他认定，李如松是一个盲目自信，毫无经验的统帅。



    作为李成梁的家丁，祖承训身经百战，一向是浑人胆大，但自从战败归来，他却一反常态，常常对人说日军厉害，具体说来是“多以兽皮鸡尾为衣饰，以金银作傀儡，以表人面及马面，极为骇异”，类似的话还有很多，那意思大致是，日本人外形奇特，行为诡异，很可能不正常，属于妖怪一类，没准还吃人肉。



    应该说，这种观感还是可以理解的，战国时期的日本武将们都喜欢穿些稀奇古怪的玩意，比如黑田长政，每次打仗都戴着一顶锅铲帽（形似锅铲），而福岛正则的帽子，是两只长牛角，类似的奇装异服还有很多，反正是自己设计，要多新潮有多新潮。



    第一次见这幅打扮，吓一跳是很正常的，就如后来志愿军入朝作战，头次见黑人团，竟然被吓得往回跑，那都是一个道理。



[1201]


    但没过多久，祖承训这种妖魔化日军的行为就停止了，因为李如松收拾了他。虽然祖承训是他父亲的老部下，虽然祖承训从小看他长大，虽然祖承训也算是高级军官，但对于李如松而言，这些似乎并不重要。



    祖总兵被打了二十军棍，并被严厉警告，如再敢妖言惑众，动摇军心，就要掉脑袋。



    这些倒也罢了，问题是李司令不但容不下“妖言”，连人言也不听，祖承训几次建言，说日军士兵勇猛，武器独特，战法奇异，不可轻敌。李如松却丝毫不理。



    看到这幕似曾相识的景象，柳成龙绝望了，他曾私下对大臣尹斗寿说：提督（指李如松）不知敌情，却如此自信轻敌，此次是必败无疑了。



    而拜祖承训的宣传所赐，许多明军将领也对日军畏惧有加（毕竟都没见过），李如松却又狂得冒烟，对日军不屑一顾，很有点盲目自信的意思，总而言之，大家心里都没谱。



    只有一个人，知道所有的真相。



    虽然已过去了很久，李如松却仍清楚地记得，二十多年前，在一个又一个深夜，那个落魄的老人站立在他的身边，耐心地告知他所有的一切：他们从哪里来，来干什么，他们的武器战术，他们的凶狠残忍，以及战胜他们的方法。



    然后，他就离开了自己，很多年过去了，那个人的一切却始终牢牢地铭刻在脑海中，他的博学、教诲和那沧桑、期望的眼神。



    今日我所传授于你之一切，务必牢记于心。



    是的，我记得所有的一切，二十多年之中，一日也不曾忘却。



    这一刻，我已等待了太久。



误会



    万历二十一年（1592）正月初四，在无数怀疑的眼光中，李如松带兵抵达了安定馆（明史为肃宁馆），在这里，他见到了前来拜会的日军使者。



    但这些人即不是来宣战，也不是来求和的，他们只有一个比较滑稽的目的——请赏。



    李如松的计策成功了，在他的授意下，沈惟敬派人向小西行长报信，说明朝同意和谈条件，此来是封赏日军将领，希望做好接待工作云云。



    要说这日本人有时还是很实在的，听说给赏钱的来了，小西行长十分高兴，忙不迭地派人去找李如松。



    一般说来，办这种事，去个把人也就够了，不知是小西行长讲礼貌，还是穷疯了，这次竟然派了二十三个人，组了个团来拿封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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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句，这里的数字，源自我所查到的兵部侍郎宋应昌的奏疏，但据明史记载，是二十个人，而且事后剩余人数也不同，这也是没办法，明代史难度就在于史料太多，这本书这么说，那本书那么说，基本上就是一笔自相矛盾的烂账，类似情况多如牛毛。



    在本书中，但凡遇到此类头疼问题，一般根据顾颉刚先生的史料辨析原则，故此处采信宋应昌的奏疏。



    这二十三人到的时候，李如松正在大营里，他即刻吩咐，把带头的几个人请到大营，他马上就到。



    马上的意思，就是很快，当然，也是还要等一会儿。



    出事，也就是一会儿的事。



    李如松很懂得保密的重要性，所以沈惟敬的情况以及他的打算，只有少数几个人知晓，这中间不包括李宁。



    李宁是李如松的部将，性格简单粗暴，天天喊打喊杀，这天正好呆在大营外，先听说来了日本人，又听说李提督要处理这些人，当即二杆子精神大爆发，带着几个人，这就进了大营。



    一进去，李宁二话不说，拔刀就砍，日本人当时就傻了眼，两国交战还讲究个不斩来使，来讨赏的竟然也砍？于是仓皇之间，四散逃命。



    由于李宁是自发行动，又没个全盘计划，一乱起来谁也不知怎么回事，一些日本人就趁机逃掉了，于是乱打乱杀之后战果如下：生擒一人，杀十五人，七人逃走。



    等李如松“马上”赶到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么个一地鸡毛，狼狈不堪的场面，他当即暴跳如雷，因为这个傻大粗不但未经命令擅自行动，还破坏了他的整体计划。



    李提督自然不肯干休，当即命令，把李宁拉出去砍头。



    但凡这个时候，总有一帮将领出场，求情的求情，告饶的告饶，总而言之，要把人保下来。



    这次也不例外，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柏亲自出马，且表演得十分卖力（哭告免死），碍于众人的面子，李如松没有杀李宁，重责他十五军棍，让他戴罪立功。



    但就在大家如释重负的时候，李如松却叫住了李如柏，平静地对他说了一句话：



    今天你替人求情，我饶了他，但如果你敢违抗我的将令，我就杀了你（必枭首）。



    李如柏发抖了，他知道，自己的哥哥从不开玩笑。



    从那一刻起，无人再敢违抗李如松的命令。

[1203]





    教训了李宁，又吓唬了弟弟，但事情依然于事无补，日军使者已经杀掉了，你总不能去找小西行长说，这是误会，我们本打算出其不意，过两天才撕破脸打你，所以麻烦你再派人来，咱们再谈谈。



    只要日本人精神还正常，估计这事是没指望的，所以李如松认定，自己的算盘已经落空。



    然而最蹊跷的事情发生了，仅过了一天，小西行长就派来了第二批使者，而他的任务，并不是宣战，也不是复仇，却是澄清误会。



    误会？李如松目瞪口呆。



    估计是沈惟敬的忽悠功底太强，小西行长对和谈信心十足，就等著明朝册封了，听说自己派去的人被杀了，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就开始琢磨，想来想去，一拍脑袋，明白了：一定是误会。



    由于担心上次那批人没文化，礼数不到，所以这次他派来了自己的亲信小西飞，让他务必找到李如松，摸清情况。



    事情正如他所想的那样，在短暂的惊讶之后，李如松笑容满面地迎接了他，还请他吃了顿饭，并确认了小西行长的疑问：没错，就是误会。



    既然是误会，小西行长自然也就放心了，误会总是难免的，死了就死了吧，希望大明队伍早日到达平壤，他将热情迎接。



    李如松回复，十分感激，待到平壤再当面致谢。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初六 李如松到达平壤。



    日本人办事确实认真，为了迎接大明队伍，在城门口张灯结彩不说，还找了一群人，穿得花枝招展在路旁迎接（花衣夹道迎），据说事先还彩排过。



    而当李如松远远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彩旗飘飘，夹道欢迎，这算是怎么回事？侮辱我？



    但在短暂的诧异之后，李如松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能一鼓作气冲入城去，攻占平壤，唾手可得！



    他随即下达了全军总攻的命令。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的部队似乎中了邪，有的往前冲了，大部分却只是观望，几道命令下来，也只是在原地跺脚，龟缩不前。



    之所以出现如此怪象，说到底还是老问题——没见过，千里迢迢跑过来，没看见拿着刀剑的敌人，却看见一群衣着怪异在路边又唱又跳，混似一群疯子，换了谁都心里没底。再加上祖承训的妖魔化宣传，大多数人都认定了一个原则——不急，看看再说。



    这一看，就耽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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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家军打日本人起家，自然不会少见多怪，二话不说撩起袖子就往前赶，可是他们是步兵，行进速度慢，而大多数骑兵都在看稀奇，无人赶上。



    这么一闹腾，傻子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小西行长如梦初醒，立刻关上城门，派兵严加防守（悉登城拒守），把明军挡在了城外，虽说丢了个仪仗队，总算是保住了平壤。



    李如松彻底发作了，城门大开，拱手相让，居然不要，你们都是瞎子不成？！



    但恼怒之后，李如松仔细观察了眼前这座城池，很快，他意识到，这或许不是一次成功的进攻，却并非毫无价值——只要采取适当的行动。



    于是一幕让小西行长摸不着头脑的情景出现了，已经丧失战机的明军不但没有停下来，反而重新发起了攻击，而他们的目标，是平壤的北城。



    平壤的北城防守严密，且有牡丹峰高地，易守难攻，进攻很快被击退，明军并不恋战，撤兵而去。



    站在城头的小西行长，看到了战斗的全过程，他十分不解，为何明军毫无胜算，却还要攻击此地。



    不过无论如何，这次战斗结束了，自己并没有吃亏，于是在小西行长的脑海中，只剩下了这样一个印象——明军曾经进攻过北城。



    但对李如松而言，这已经足够了。



    进攻结束了，但李如松的脾气却没有结束，回营之后，他一如既往地召集了所有将领，开始骂人。



    这次骂人的规模极大，除了吴惟忠、骆尚志少数几人外，明军下属几十名将领无一幸免，都被暴跳如雷的李司令训得狗血淋头。



    但事已至此，人家已经关门了，靠忽悠已然不行，骂也骂不开，只有硬打了。



    既然要硬打，就得有个攻城方案，怎么打，谁来打，但李司令员却似乎没有这个意识，骂完就走，只说了一句话：



    “李如柏，今夜带兵巡夜，不得休息！”



    作为李如松的弟弟和属下，李如柏认为，这个命令是对自己的惩罚，也是另一次杀鸡儆猴的把戏。



    几个小时之后，他将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飞扬在天

寅时，平壤紧闭的大西门突然洞开，三千余名日军在夜幕的掩护下，向明军大营扑去。



    这是小西行长的安排，在他看来，明军立足未稳，且人生地不熟，摸黑去劫一把，应该万无一失。



    据说小西行长平日最喜欢读的书，就是《三国演义》，所以对劫营这招情有独钟，但是很可惜，这一套有时并不管用，特别是对李如松，因为他也是此书的忠实读者。



    这三千多人还没摸进大营，刚到门口，就被巡逻的李如柏发现了，一顿乱打，日军丢下几十具尸体，败退回城。



    日军的第一次试探就此结束。



    正月初七  晨 大雾



    小西行长十分紧张，他很清楚，这种天气有利于掩藏部队和突袭，便严厉部队加强防范，但让他意外的是，整整一个上午，对面的明军却毫无动静。



    想来想去却全无头绪，无奈之下，小西行长决定再玩个花招，去试探明军的虚实。



    他派出使者去见李如松，表示愿意出城投降，希望明军先后退三十里。



    李如松说：好，明天就这么办。



    但双方心里都清楚，这种虚情假意的把戏已经玩不了多久了，真正的好戏即将开场。



    正月初七 夜



    不知是小西行长看《三国演义》上了瘾，还是一根筋精神作怪，继昨夜后，他再次派出近千名日军趁夜出城，结果又被巡夜的明军打了个稀里哗啦。



    小西行长毫不气馁，今天不行，明天再来，一直打到你走为止！



    但他已经没有机会了，因为就在这天夜晚，李如松召开了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军事会议。



    会议刚开始，李如松便通报了他计划已久的进攻时间——明日（正月初八）。



    当然，为何此时宣布作战计划，他也作出了解释：



    “倭军所派奸细如金顺良等四十余人，已于近日被全部擒获，我军情报，毫无外泄。”



    大家恍然大悟。



    如果过早宣布计划，很可能泄露，不利作战，而明天打仗，今天才通报，除了保密外，还有另一层意思：就算有奸细，现在去通报，也已经来不及了，而且开会的就这么些人，如果到时军情被泄，要查起来，那是一查一个准。



    这明摆了就是不信任大家，实在让人有点不爽。



    更不爽的还在后头。



    “明日攻城，各位务必全力进攻，如有畏缩不前者，立斩不赦！”



    末了还有一句：



    “不准割取首级！违者严惩！”

[1206]



    虽然李如松极不好惹，但当将领们听到这句话时，依然是一片哗然，议论纷纷。



    关于这个问题，有必要专门解释一下，在明代，战争之后评定军功的标准，就是人头，这也容易理解，你说你杀了几个人，那得有凭据，人头就是凭据，不然你一张口，说自己杀了成百上千，上那里去核实？



    甚至明军大规模作战，向朝廷报战果的时候，都是用级（首级）来计算的，而且事后兵部还要一一核实，多少人头给多少赏。



    所以在当时，人头那是抢手货，每次打死敌人，许多明军都要争抢人头（那就是钱啊），有时候抢得厉害，冲锋的人都没了，大家一起抢人头。



    李如松很清楚，明天的战斗将十分激烈，人头自然不会少，但攻城之时战机转瞬即逝，要都去抢人头，谁去破城？



    可是大家不干了，辛辛苦苦跟你来打仗，除了精忠报国，辛勤打仗外，总还有个按劳取酬吧，不让割人头，取证据，怎么报销？我报多少你给多少？



    事实证明，李司令是讲道理的，干活不给钱这种事还干不出来，歹话讲完，下面说实惠的：



    “明日攻城，先登城者，赏银五千两！”



    在听到这句话的那一瞬间，大家的眼睛放出了金色的光芒。



    五千两白银，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多少钱呢？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在明代近三百年历史中，通货膨胀及物价上涨是始终存在的，且变化较大，很难确定，只能估算。



    而根据我所查到的资料，套用购买力平价理论，可推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万历年间，一两白银可以购买两石米左右（最低），即三百多斤。经查，一斤米的市价，大致在人民币两元左右。



    如此推算，万历年间的一两银子大致相当于人民币六百元。五千两，也就是三百万元人民币。



    谁说古人小气，人家还真肯下本钱啊。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平壤城内的小西行长正进行他的最终军事部署，自明军到来后，他曾仔细观察明军动向，希望找到对方主攻方向，由于大雾，且明军行动诡异，始终无法如愿，所以城中的布防也是一日三变，未能固定。



    时间已经不多了，长期的军事经验告诉他，决战即将到来，而今夜，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次机会。



    于是在一段紧张的忙碌后，小西行长做出了最终的决定。

飞扬在天

守卫平壤部队，为日军第一军全部、第二军一部，共计一万八千余人，以及朝鲜军（朝奸部队），共计五千余人，合计两万三千人。



    根据种种蛛丝马迹判断，明军的主攻方向是西北方向，此地应放置主力防守，于是小西行长命令：第一军主力一万两千人，驻守西北方三门：七星门，小西门，大西门，配备大量火枪，务必死守。



    而在东面，明军并无大量军队，所以小西行长大胆做出判断：明军不会在东城发动猛攻。



    现在只剩下南城和北城了。



    短暂犹豫之后，小西行长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南城广阔，不利用兵，新军（朝鲜军）五千人，驻守南城含毯门。”



    “余部主力防守北城！”



我相信，在这一瞬间，他脑海中闪过的，是一天前的那一幕。



   “剩余部队为预备队，由我亲自统领！”



    至此，小西行长部署完毕。



    从明军的动向和驻扎看，东面应无敌军，南面必有佯攻，而主攻方向一定是西北两城，我相信，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只要打退明军总攻，固守待援，胜利必定属于我们！



   此时，在城外的明军大营，李如松终于说出了他隐藏已久的进攻计划：

   “我军的主攻方向，是西城。”



    攻城明军共计四万五千余人，具体部署如下：



    “左军指挥杨元，率军一万人，攻击西城小西门。



    “中军指挥李如柏，率军一万人，攻击西城大西门。”



    “右军指挥张世爵，率军一万人，攻击西北七星门。”



    “以上三万人，为我军攻击主力。”



    第二个被部署的地区，是北城。



    “南军（即戚家军）指挥吴惟忠，率军三千人，攻击北城牡丹台！”



    平时开会时，李如松说话基本上是独角戏，他说，别人听，然而就在此时，一个人打断了他的话：



    “此攻城部署，在下认为不妥。”



    打断他的人，叫做查大受。



    查大受，铁岭人，李成梁家丁出身，时任副总兵。



    作为李成梁的得力部将，查大受身经百战，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且与李成梁感情深厚，凭着这层关系，他还是敢说两句话的：



   “我军驻扎于西城，已有两日，日军可能已判断出我军主攻方向，如在西城加强防守，我军恐难攻克。”



   “此外，南军虽为我军主力，但北城地势太高，仰攻十分不利，难以破城。”

飞扬在天

要说还是查大受有面子，李如松竟然没吭声，听他把话说完了。



    当然，面子也就到此为止，李司令把手一挥，大喝一声：



    “这些事不用你理，只管听命！”



    接下来是东城和南城：



    “东城不必攻击！”



    “为什么？”这次提出问题的，是祖承训。



     虽然他很怕李如松，但实在是不明白，既然兵力有余，为何不进攻东城呢？



     而回答也确实不出所料，言简意赅，简单粗暴：



    “你没有读过兵法吗？围师必缺！”



     所谓围师必缺，是一种心理战术，具体说来，是指在攻城之时，不可将城池围死，因为如果敌军深陷重围，无处可跑，眼看没活路，必定会拼死抵抗，如果真把城围死了，城里这两万多玩命的冲出来，能不能挡得住，那实在很难说。



    最后一个，是南城。



    “神机营参将骆尚志，率南军精锐两千，辽东副总兵祖承训，率军八千，攻击南城含毯门，由我亲自督战，务求必克！”



    直到这最后的一刻，李如松才摊出了所有的底牌。



    在宁夏之战中，李如松亲眼看到了困兽的威力，在优势明军的围困下，城内叛军却顽固到了极点，土包堆不上，水也淹不死，内无粮草，外援断绝，居然坚持了近半年，明军千方百计、死伤无数，才得以获胜。



    在这场惨烈的战役中，李如松领悟了极其重要的两点秘诀：



    一、要让对方绝望，必先给他希望，此所谓围师必缺。



    二、要攻破城池，最好的攻击点，不是最弱的位置，而是对方想象不到的地方。



    于是在两天前，他攻击了北城，并将主力驻扎在西城，放开东城，不理会南城。



    西城是大军的集结地，这里必定是主攻的方向。



    南城过于广阔，无法确定突破点，不利于攻城，绝不会有人攻击这里。



    北城曾被进攻试探，这很可能是攻击的前奏。



    所以，我真正的目标，是南城，含毯门。



    当所有人终于恍然大悟的时候，李如松已经说出了最后的安排：



    “副总兵佟养正，率军九千人，为预备队。”



    应该说，这是一个不起眼的人，也是一个不起眼的安排，在之后的战役中也毫无作用。



    但十分滑稽的是，这个不起眼的副总兵，却是一个影响了历史的人，所谓主将李如松，和他相比，实在是不值一提。

飞扬在天

具体说来是这样的：十几年后，在一次战役失败后，他和他的弟弟佟养性搞顺风倒，投降了后金，当了早期汉奸，成为满清的建国支柱。



    他有一个儿子，叫做佟图赖，这位佟图赖有几儿几女，先说其中一个女儿，嫁给了一个人，叫做爱新觉罗·福临，俗称顺治皇帝。



    佟图赖的这位女儿，后来被称为孝康皇后，生了个儿子，叫爱新觉罗·玄烨，俗称康熙。



    而佟图赖的儿子也混得不错，一个叫佟国纲，战功显赫，跟康熙西征葛尔丹时战死，另一个叫佟国维，把持朝政多年，说一不二，人称“佟半朝”。



    这位佟国维有两个女儿，嫁给了同一个男人——康熙。



    其中一个虽没生儿子，却很受宠信，后来宫中有个出身低微的女人生了康熙的孩子，便被交给她抚养，直至长大成人，所以这个孩子认其为母，他名叫爱新觉罗·胤禛，俗称雍正皇帝。



    再说佟国维还有个儿子，和雍正相交很深，关系一直很好，后来还为其继位立下汗马功劳，他的名字叫做隆科多。因为隆科多是雍正的养母的同胞兄弟，所以雍正见到隆科多时，总要叫他“舅舅”。



    佟养正的后世子孙大致如此，还有若干皇后、贵妃、重臣，由于人数太多，不再一一陈诉。



    顺便说一句，他的弟弟佟养性也还值得一提，这位仁兄投降后金之后，领兵与明军搞对抗。结果被一个无名小卒带兵干掉，这个无名小卒因此飞黄腾达，当上了总兵，成为边塞名将，他的名字叫毛文龙。



    后来这位毛文龙由于升了官，开始飞扬跋扈，不把上级放在眼里，结果被领导干掉了，这位领导叫袁崇焕。



    再后来，袁崇焕又被皇帝杀掉了，罪名之一，就是杀掉了毛文龙。



    想一想这笔烂帐，真不知该从何说起。



    按常理，预备队宣布之后，就应该散会了，李如松也不说话了，大家陆陆续续离开军营，回去安排明日战备。



    祖承训也是这样想的，然而就在他即将踏出大营的那一刻，却听见了李如松的声音：



   “祖承训，你等一等，还有一件事情，要你去办。”



平壤 血战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初八，明军整队出营。



    李如松一如既往地站在队伍前列，审视着眼前这座坚固的城池，他知道，一场伟大的战役即将开始。

飞扬在天

李如松，天赋异禀，骁果敢战，深通兵机，万历二十六年（1598）四月，土蛮寇犯辽东。率轻骑远出捣巢，身先士卒，中伏，力战死。



    此时距离他的死亡，还有五年。



    李如松的人生并不漫长，但上天是厚待他的，因为他那无比耀眼的才华与天赋，都将在这光辉的一刻绽放。



    拂晓，明军开始进攻。



    此时，小西行长正在西城督战，如他所料，明军的主攻方向正是这里。面对城下的大批明军，他却并不慌乱。



    之所以会如此自信，除了早有准备外，还因为他得到了一个十分可靠的情报。



    在开战之前，日本曾试图调查明军的火器装备情况，但由于信息不畅，无法得到第一手资料，之后七弯八绕，才得知明军也有许多火枪，但杀伤力比日本国内的要小，先进更是谈不上。



    而日本国内使用的火枪，虽然都是单发，且装填子弹需要相当时间，射程为一百五十步至二百步，但用来对付武器落后的明军，实在是太容易了。



    此外，在两天前的那次进攻中，明军确实没有大规模使用火器，这也验证了小西行长的想法。



    所以，小西行长认定，在拥有大量火枪部队守卫，且墙高沟深的平壤城面前，只会使用弓箭和低档火器的原始明军，只能望城兴叹。



    据《明会典》及《武备志》记载，自隆庆年间始，明军使用之火器，摘录其一如下：



    火器名：五雷神机，隆庆初年装用，有枪管五个，各长一尺五寸，重五斤，枪口各有准星，柄上装总照门和铜管，枪管可旋转，转瞬之间，可轮流发射。



    如此看来，这玩意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左轮手枪，还是连发的。



   上面的只是小儿科，根据史料记载，明军装备的火枪种类有二十余种，且多为多管火器，打起来哗哗的，别说装弹，连瞄准都不用。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火药发明之后，西方人用来装子弹，中国人用来放鞭炮。



    我可以说，至少在明朝，这句话是很不靠谱的。



    以小西行长的知识水平，竟能如此自信，也实在是难能可贵。



    然而滑稽的是，从某个角度来说，小西行长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根据史料记载，虽然当时明朝的火枪相当先进，援朝明军却并未大规模使用。



    当然，这是有原因的。



    很快，小西行长就将彻底了解这个原因。

飞扬在天

辰时，号炮声响，进攻正式开始。



    西城先攻。



    站在西城的小西行长严阵以待，等待著明军的突击，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炮声响过很久，明军却既不跑，也不架云梯，反而以两人为一组，在原地架设一种两米多长，看似十分奇怪的装置。



    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之时，却听见了惊天动地的雷声——天雷。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明军阵地上万炮齐鸣，无数石块、铅子从天而降，砸在西城的城头之上。



    日军毫无提防，当即被打死打伤多人，小西行长本人也被击伤，在被扶下去包扎之前，他大声喊出了这种可怕武器的名字：



    “大筒！”



    在日语中，火枪被称为铁炮，而被称为大筒的，是大炮。



    谜底就此揭晓，明军之所以不用火枪，是因为他们用火炮。



    跑了几百里路远道而来，自然要拿出最好的礼物招待客人，藏着掖着，那是不地道的。



    不过确切地讲，明军刚刚使用的那玩意，不能称作大炮，按今天的军事分类，应该算是手炮或是火箭筒，它的真实名字，叫做佛朗机。



    嘉靖初年，一次海上遭遇战中，海道副使汪鋐击败了自己的敌人——葡萄牙船队，战后，他来到对方毁弃的战船上，发现了一批从未见过的火器，经过演示，他发现这玩意威力很大，值得推广，于是他决定，将此物上交中央，并建议仿照。



    这是明代火器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由于在明代，从外国来的人，大都被统称为佛郎机人，所以所有从外国进来的火器，无论是走私的，偷来的，还是抢来的，统统被称为佛郎机。



    而汪鋐所缴获的这批佛朗机（即船炮），是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火炮，朝廷十分重视，立刻派人进行研究。



    要知道，中国人一向善于研究，但凡世界上弄出个新东西，甭管是不是自己研制的，拿过来研究研究，几天就能造个差不多的出来，仿制且不说，往往质量比原件还要好。



    佛朗机就是如此，从葡萄牙人的船上卸下来，装上弹药射上两发，别说，还真好用，于是乎先用再改，先改再用，再用再改，再改再用。原本放在船上用的大家伙，体积越改越小，种类越改越多。

飞扬在天

到嘉靖二十六（1547）年，明代佛朗机成功实现国产化，完全使用国产料件，自主研发，填补了国内空白，并能批量生产，达到十六世纪国际先进水平。



明朝军事工作者们也用实际行动证明，国产货的品质是有保障的。



比如明军装备的大样佛郎机，全长仅两米，有准星供瞄准，炮身可左右旋转。具有极强大的杀伤力。



两米的大炮，一两个人就能用，按说是差不多了，但中国人的改造精神实在厉害，很快，明朝又研制出了小佛郎机。



小佛郎机，全长仅九十厘米，炮身附有钢环，可供随身携带，打仗的时候一个人就能揣着走，到地方把炮筒往地上一架，瞄准了就能打，比火箭筒还火箭筒。



这玩意现在还有，实物存放于北京军事博物馆，本人曾去看过，个头确实不大，估计我也能扛着走，有兴趣的也可以去看看。



除了这些步兵炮外，明朝还发明了骑兵炮——马上佛郎机，这种火炮的尺寸比小佛郎机更小，仅七十厘米长，可随骑兵在快速移动中发炮，具有很强的威慑力。



总而言之，明代佛郎机极易携带，操作简便，实在是攻城拔寨，杀人砸墙的不二选择，有了这玩意，那真是鬼才用火枪。于是几万明军就扛着这些要命的家伙来到了平壤城下，并让日军结结实实地过了一把瘾。



但小西行长不愧久经战阵，他很快镇定下来，并带伤上阵，召集被打懵了的日军，告诉他们不必惧怕，因为明军火炮发射后必须重新装弹，可趁此时机，整顿队伍，加强防守。



根据小西行长的经验，大炮与火枪不同，每次发射后，都需要较长时间重新装弹，才能再次射击，所以他放心大胆地集结部队，准备防御。



这个说法看上去，是对的，实际上，是错的。



正当日军刚刚回过点神，准备在城头上重新冒头整队的时候，却立刻遭到了第二轮炮击！石块、炮弹从天而降，日军被打了个正着，损失极其惨重。



日军莫名其妙，可还没等人缓过劲来，第三轮炮击又到了，又被打得稀里哗啦，然后是第四轮，第五轮……



小西行长彻底糊涂了：这一打还不消停了，难不成你们的大炮都是连发的不成？！



没错，明军的大炮确实是连发的。

飞扬在天

应该说，小西行长的观点是对的，因为明朝时的大炮，所用的并不是后来的火药炮弹，一打炸一片，而是先塞入铁砂，石块，然后再压入铅子，并装药（火药）点燃发射，其作用类似于现代的钢珠弹（将钢珠塞入炮弹，炸响时钢珠四射，基本上碰着就完蛋，属于禁用武器），杀伤面极广，不死也要重伤，不重伤也要成麻子。



    当然，相对而言，缺点也很明显，要往炮膛里塞那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还要点火装药，这么一大套程序，等你准备好了，人家估计都下班了。



    可当年没有现成的炮弹，想快实在力不从心，但历史告诉我们，古人，那还是相当聪明的。



    明朝的军事科研工作者们经过研究，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子母铳。



    所谓子母铳，其原理大致类似于火箭炮，母铳就是大炮的炮筒，子铳就是炮弹，其口径要小于母铳，在出征前先装好铁砂、石块、铅子、火药，封好，打包带走。



    等到地方要打了，把子铳往母铳里一塞，火药一点，立马就能轰出去，放完了，把子铳拉出来，塞进去第二个，就能连续发射，装填速度可比今日之榴弹炮。



    所以明军的佛郎机，那是不鸣则以，一鸣不停，为保持持续火力，普通佛郎机都带有四个子铳，在几分钟内可以全部发射出去，足以打得对手抬不起头。



    而此次入朝作战，为了适应国际环境，明军还特意装备了新型产品——百出佛郎机，而它的特点也很明显——十个子铳。



    在明军几轮排炮的攻击下，日军损失极大，城头上黑烟密布，四处起火，尸体遍地。



    此时明军的大规模炮击已经停止，西面三路大军开始整队，向各自的目标挺进。在这短暂的瞬间，喧嚣的战场如死一般的宁静。



    随着又一声炮响，平静再次被打破，三路明军在杨元、张世爵、李如柏的统领下，分别向小西门、七星门、大西门发动猛攻。



    炮弹可以飞，人就不行了，要想破城，还得老老实实地爬墙，明军士兵们开始架起云梯攻城。而此时的西城城头，已看不到大群日军，接下来的事情似乎顺理成章：受到沉重打击的日军失去抵抗能力，已四散而逃，只要爬到城头，就能攻占平壤！



    然而，正当明军接近最后胜利之时，城头却忽然杀声震天，日军再次出现，向城下明军发射火枪，掀翻云梯，明军受到突然打击，死伤多人，进攻被迫停止。

飞扬在天

在遭到明军连续炮击后，日军虽然伤亡惨重，却并未撤退。



    经历了短暂的慌乱，日军逐渐恢复了秩序，在小西行长的统一调配下，他们以极强的纪律性，开始重新布阵。



    著名抗日将领李宗仁曾评价说：日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作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



    应该说，这是一个十分客观的评价，因为日本人最大的性格特点就是一根筋，还有点二杆子，认准了就干到底，且有寻死光荣倾向，像剖腹之类的工作，还是武士专用的，普通人没这资格。说是亡命之徒，那是一点也不夸张。



    而在平壤之战中，其二杆子精神更是发挥到了极致，在打退明军进攻后，日军士气大振，向城下倾倒煮沸的大锅热水，投掷巨石、滚木，并不断用火枪弓箭射击明军。



    面对日军的顽强抵抗，在职业道德（爱国情操）和物质奖励（五千两啊）的双重鼓励下，明军依然奋勇争先，爬梯攻城。



    但日军的战斗意志十分坚定，明军进攻屡次受挫，个把爬上去的，也很快被日军乱刀砍死，战斗陷入焦灼。



    七星门的情况最为严重，日军的顽固程度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眼看这五千两不容易挣，没准还要丢命，一些人开始调转方向，向后退却，明军阵脚开始随之动摇。右军指挥张世爵眼看形势不妙，急得破口大骂，但在混乱之中，毫无用处。



    就在右军即将败退之际，李如松到了。



    战役打响后，李如松即披甲上阵，带领两百骑兵围城巡视，眼看张世爵压不住阵，便赶了过来。



    但他没有理会张世爵，而是直接来到了城下，拦住了一个败退的明军，挥起了马刀。



    手起刀落，人头也落。



    败退的士兵们惊恐地看着这恐怖的一幕，看着这个挥舞着带血马刀的人，听见了他一字一字吐出的话：



    “后退者，格杀勿论！”



    败退的明军停下了脚步。



    在这枪炮轰鸣，混乱不堪的吵闹中，他们无一例外地听见了李如松那音量不大，却极为清晰的声音。那一刻，他的眼中充满了坚毅，以及激昂：



    “杀尽倭奴，只在今日！”